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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

2019-05-17 00:04:59

鲲西先生近作《初刊本<柳如是外传>出版纪实》(刊《文汇报》2006年11月5日本版),记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出版陈寅恪先生遗著《柳如是外传》的曲折进程。文中提到,“文革”结束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清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下简称“中华上编”)存稿时,“竟然发现了陈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此稿从何而来已无从查考”。鲲西先生由于丁酉遭难,旋又因所谓历史问题而被迫离开了出版社几2十年,对中华上编的编辑出版情况不甚了解。其实,此稿的由来是有案可稽的。这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上编所约的稿,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及时出版。蒋天枢先生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载,1962年春,陶铸陪胡乔木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时,陈先生谈及旧论文稿集起来重印事,虽已交付书局,但迟迟没有出版,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上述记载中提到的旧论文稿结集就是指的《金明馆丛稿初编》,书局就是指中华上编。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保存的书稿档案中,至今完整地保存了陈寅恪先生论文集的编辑出版记录和来往书信,从中可以看到,“文革”结束后《陈寅恪文集》的迅速出版固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当时的编辑解放思想、尊重学术的结果,同时也是从中华上编以来的几代出版人对于学术文化一以贯之重视的体现。为了表彰前辈出版人对于学术文化的贡献,同时也使今人对“文革”前的出版环境有一个真实的了解,本文特征引上海古籍出版社保存的有关档案,简述《陈寅恪文集》的出版经过。

1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著作在他生前单行的有三种:《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初刊于1943年,解放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印行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初刊于1944年,解放后中华书局印行过;《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11月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出版线装本,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补本(平装)。有鉴于陈先生的单篇论文的学术价值,1958年,《元白诗笺证稿》甫出版,中华上编的编辑就约请陈先生将有关古典文学的论著编集出版,得到了陈先生的同意。自此到1963年陈寅恪先生交稿,六年间,中华上编的编辑与陈先生书信来往不断,有十余通之多。1958年9月6日,陈先生复信云: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负责同志:

昨接尊处1958年9月2日(58)华沪编字第0632号函“函询论文集交稿日期由”。拙著拟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之前交稿。专复

此致

敬礼

陈寅恪1958年9月6日。

1959年2月27日,陈先生之女陈小彭来信说,其父“因血压甚高,遵医生之嘱,不多说话,不可用心”。中华上编复信慰问,并询交稿日期。1959年6月7日,陈先生复信云:

上海编辑所负责同志:

敬复者,顷接“59年6月4日华沪编字1234号”来函,敬悉一切。残躯自去年至今疾病缠绵,以致整理旧稿工作完全停顿。前次预拟交稿之期未能寔行,曷胜歉疚。但俟健康稍复,自当继续整理旧稿工作。什么时候能告一段落,现还没有敢预言也。专此奉复,并希望鉴谅是幸。此致

敬礼

陈寅恪1959年6月7日。

1959年7月,中华上编副总编辑陈向平赴广州期间造访陈先生,并赠新印董西厢一书。次月18日,陈先生来信致谢,并告:“拙著‘金明馆丛稿初编’现因疾病缠绵,未能寄上付印,甚为歉疚!”

1961年9月2日,陈先生复信云:

负责同志:

(61)华沪二字1568号来函敬悉。寅恪现正草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脱稿,拟一气呵成,再整理《金明馆丛稿初编》。年来旧病时发,工作进行迟缓,想必能鉴谅也。此复并致敬礼。

陈寅恪61年9月2日。

信中所述“钱柳因缘诗释证”,即后来出版的《柳如是别传》,陈先生于1954年始撰此稿,至1964年才完成。

1962年3月30日,陈先生又复信云:

又现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已至最后1章,但因材料困难问题复杂,非一气呵成然后再整理旧稿(即金明馆丛稿初编)不可,否则势必功败垂成也。至旧稿须补正之处颇多,新添之意见及材料亦非自己动手不能满意。若旧稿未及整理而盖棺之期已到,则只好听诸后人而已。总之,卖驴之券倚马之文固非烛武之才师丹之岁所敢效法者也。

1962年5月,中华上编副总编辑戚铭渠赴广州期间拜访陈先生,又约“钱柳因缘诗释证”稿,蒙陈先生同意。回沪后,即将两书约稿合同寄上。因是格式合同,有一些固定条款,陈先生表示不能同意,1962年5月14日覆信云:

上海编辑所负责同志:

(62)华沪二字第1501号来函并约稿合同四份均收悉。披阅应共同遵照各条(甲)约稿第一条中之第二目,于拙著中所引书逐一注出页数及出版者和出版年月等,皆不能办到。又拙著中故意杂用名、字、别名。人名如钱谦益、受之、牧斋、东涧、聚沙居士等。地名有时用虞山,有时用常熟等,前后不同,以避免重复,且可增加文字之美观。故不能同意。

(乙)拙稿不愿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补充意见。故第二条完全不能同意。

(丙)拙稿尚未完毕,交稿日期自不能预定,字数更无从计算。故此两项亦不能填写。

因此将约稿合同四份寄还,请查收。总之,尊处校对精审,本愿交付刊行。但有诸种滞碍,未敢率尔签定。傥能将上列诸项取消,则可再加斟酌也。专复,此致

敬礼

陈寅恪 一九六二.5.十四日

同月26日,陈先生再次覆信,重申上述意见,并补充道:“又两稿皆系文言,故不欲用简体字。”这两封信,具见陈先生的学术个性。中华上编复信说无不从命,并要求将《论再生缘》一文交《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同年8月1日,陈先生覆信云:“《论再生缘》一文尚待修改”,而《金明馆丛稿初编》还未整理。

在长达6年的约稿进程中,中华上编一直非常尊重陈先生,赢得了陈先生的信任。1963年3月,陈先生终于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内收文章二十篇。《金明馆丛稿初编》自序云:“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前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中华上编接到来稿后,即由梅林、金性尧两位编辑先后审读。当年9月,他俩分别写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中华上编领导反复审读后,决定报请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出版,时为1966年2月。嗣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稿件即被搁置下来,未能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先生通过老友、原中华上编编辑吕贞白先生转来陈寅恪论文集《金明馆丛稿》目录。论文集全稿八十八篇,包括“文革”前交来的二十篇论文,依编年方式编排。当时中华上编已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室文学组编辑富寿荪提出处理意见,认为“陈氏的论著,一般都有真知灼见,不但可以推动学术研究,在政治上也有一定影响。我们建议先和蒋天枢先生联系,把稿件接受下来,关于整理方法,待听取蒋先生意见后,再作具体研究”。这1想法,得到了已恢复工作的古籍室负责人李俊民的同意,列入选题计划。时为1977年6月29日。

1978年1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的基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李俊民担负社长,《陈寅恪文集》首先被列入出版计划。文学编辑室着手编辑事宜,文学组编辑魏同贤提出了详细的审读意见。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陈寅恪先生及门弟子蒋天枢教授的大力支持。蒋先生除承担陈先生文集全部稿件的整理工作外,还撰写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作为《陈寅恪文集》附录于1981年刊行。对陈先生为保存学术文化作的这1贡献,学界已有定评,这里不再赘言。仅述编辑室的工作。《陈寅恪文集》凡七种:1,《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2,《金明馆丛稿初编》;三,《金明馆丛稿二编》;4,《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五,《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六,《元白诗笺证稿》;七,《柳如是别传》。其中前三种为陈先生的论文集,分别初刊于1980年6月、8月、10月,责任编辑分别是邓韶玉、王海根、沈善钧。后四种是学术专著,前三种和《柳如是外传》是初版。《柳如是外传》初刊于1980年8月,责任编辑是魏同贤。其出版经过,鲲西先生大作已有述及,此处不再赘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依中华书局原纸型印行,《唐朝政治史论述稿》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二次印刷版本纸型重印,新一版均刊行于1982年2月;《元白诗笺证稿》19

78年1月新一版,1982年2月第二次印刷。至此,《陈寅恪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历经三年始告完成。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还继续为搜集、整理陈寅恪先生的未刊文稿而努力。1989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至此,陈寅恪先生的存世著作大体完备。此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出《陈寅恪文集》,即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陈寅恪文集》等的基础上稍事增益而已。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中华上编在出版陈寅恪先生著作等方面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和出版的贡献,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3

在出版《陈寅恪文集》的进程中,对于陈先生著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对此也有推敲,最后还是本着尊重历史、尊重陈寅恪先生的想法,多按原样保存,固然也有例外,如关于周一良先生的部份。这1做法,在当时需要有思想解放的勇气,也得到了罗竹风的支持。罗竹风在审读意见中明确指出:“对‘百家争鸣’范围内的学术观点问题,一概不加改动”;“对政治性问题,不要轻易放过,但也必须处理很恰当。如果是引文中所提到的,一般以不改动为好”;对王国维、罗振玉、胡适、冯友兰等的言论,“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非特别露骨者,可不必纠缠。”

周一良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从陈寅恪先生问学,与陈先生关系密切。陈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前言云:

卢沟桥事变前,寅恪寓北平清华园,周一良君自南京鸡鸣寺往复通函,讨论南朝疆域内氏族问题。其后周君著1论文,题曰“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者是也。此文寅恪初未见,数年以后流转至香港,始获读之,深为倾服。寅恪往岁读南北朝史,关于民族问题,偶有所见,辄识于书册之眉端,前后积至如(若)干条,而道经越南,途中遗失,然旧所记者多为周文所已言,且周文之精审更胜于曩日之鄙见,故旧稿之失殊不足惜。惟忆有数事,大抵无关宏旨,或属可疑性质,殆为周君所不取,因此未载入其大著。旅中无聊,随笔录之,以用此篇,实用窃道家人弃我取之义,非敢谓是以补周文之阙遗也。忆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议无从。搦管和墨,不由涕泗之泫然也。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陈寅恪记于桂林良丰雁山别墅。

此前言,1958年陈寅恪先生请助手黄萱校时仍保存(见《陈寅恪先生遗稿》,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6),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删去此前言,人们多以为这是陈寅恪先生鄙薄周一良先生解放后“曲学阿世”所为。周一良先生也认为:“蒋天枢先生编陈先生全集,所收江东民族条释证文中,删去了此节,这固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我看到全集后,不假思索,立即理解陈先生的用意。陈先生为文遣词用字都极考究,晚年诗文寄慨之深,尤为严谨。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赠蒋秉南序》中语),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周先生晚年还为此事自责不已,觉得有负陈先生之厚望。其实,这1删节非陈先生所为,确是蒋天枢先生“本陈先生意旨”所为。《金明馆丛稿初编》编定于1963年,周一良赴广州晋谒陈先生,陈先生还很高兴,决不会删去此节,观上引1958年校文保存此节便可为证。周一良的命运变化是在“文革”后期,他被召入“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四人帮”被打倒后,“梁效”遭批评,参加“梁效”的周一良等,也被政治审查,直到1978年秋结束。当时,饱受“四人帮”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对“梁效”之流十分痛恨,舒芜作《四皓新咏》,谴责“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参见《毕竟是书生》)。正是在当时这类背景下,蒋天枢先生决定删去此节。而文中提到“周君”、“周一良”及论文则予保留,大概是怕改动原文的原因吧。当时参与编辑的魏同贤先生证实了此事。在蒋天枢先生致魏同贤先生的一封信中说:

《元白诗笺证稿》里的“周一良”处五字,当时曾同您讲,是否改成四个字,后来想,改动,总不太妥。是否只把“1良”两字易为“某某”,或易为两个□□,这样,五个字的地位仍可照旧。(影印件见《功在千秋的事业——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绩》,中华书局,2003年9月。)

今检《元白诗笺证稿》第158页有“周某某先生谓齐东昏侯善作担幢之戏”,即是改动的痕迹,而同书第256页则保存了“周一良先生”的名字,大概是漏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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