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首页 > 神话故事

清代的今文经学

2019-04-09 13:43:16

西汉以后,今文经学(公羊学)若潜流于地下,默默无闻。清乾、嘉时期,当朴学发皇垄断一时的时候,公羊经学若奇峰崛起,晚清康有为大张其帜,枝叶扶疏,倡变法以图强,今文经学又家喻户晓。溯源导流,清代公羊学的首倡者当推庄存与。

1 庄存与

庄存与(公元1

[6][7][8][9][10] ... >>

七一9——1七八八年),字方耕,江苏武进人。他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公羊学”的首倡者,尔后这一学派中的重要人物几近都受他的影响,著名者有门人孔广森、外孙刘逢禄等。他生存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遭受危机的时代,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正在滋生,表现在农业生产和租佃制度上是富农式的经营出现,庄头从地主手中承佃土地而转佃给贫苦农民。这种情况最早发现在南方各地区,比如广东。在北方,比如河北,在旗地众多的地区,庄头取得了二地主的地位。这也使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出现隔离。当时的奏议有云:“……直隶一省,旗民居多,若任业主以董庄田,任庄头以率散田,其为力尤易,而未法尤简”(《皇清奏议》卷四四,赵青藜乾隆12年疏)。“任庄头以率散田”,是庄头代地址为散田主而获得二地主的地位。新的农业经营方式的出现,意味着古老的土地制度趋于没落,相伴而来的是佃农和地主之间关系的逐步松弛,人身依附关系的消弱。这对封建地主来说,不是兴旺的意味,而是他们的末路了。

另一方面的趋势与上述情况相辅而行,这就是土地吞并更加剧烈,大多数农民被迫为佃农而衣食不济,比如“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田耕之庄,每岁收入难敷一家口食,必须买米接济,而富庄登场之后,非得贵价,莫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皇清奏议》卷四四,杨锡?乾隆十三年疏)。地主阶级卡住农民的喉咙,掌握他们的生存命脉。这本来是老问题,但愈演愈烈,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风暴久而不息,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随之而起。一方面是地主和农民间的隶属关系松弛,一方面是地主和农民间的阶级关系紧张,这都是促使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原因,而在这一张一弛之间,资本主义的因素随之萌芽,它1是表现在土地经营上,一是表现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上。在乾隆时代,商贾的气力较快地加强而成为*经济领域中的重要气力,农民1不如地主,二不如商贾,以致地主阶级也在谈论:“农民最为苦,无田可耕则力佃人田,无资无佃,则力佣自活,……以苟免饥寒,即为乐岁。……此等民人自以为上不如有田之户得蒙恩免地丁钱粮之惠,次不如服贾之家得被恩免关津米豆之税。……夫同为圣世之民而有田之户与服贾之家得受国家?免之泽”(《皇清奏议》卷四五,刘方霭乾隆十四年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内商贾是受排挤的,如今地位突出,几近和地主等齐,*上的身份,说明他们的经济力量;这新兴的气力要和封建主进行较量了,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要脱颖而出了。商业资本虽然还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但是它的前身,是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指出说:

[6][7][8][9][10] ... >>

“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主义的最初表现形式。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3卷,第一六七页)。

“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正说明乾隆时代的对峙情形,而商人资本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封建社会的初期、中期也曾出现过商人资本。但那时的资本不是和地产相对立而是和地产相结合,使商人变成商人地主,使资本消溶在土地中。

现象比较复杂,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是复杂的:地主和农民间的人身隶属关系出现松弛,同时他们之间的矛盾又形激化,在这一张一弛的夹缝中商业资本有了发展,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萌芽是要发展、壮大成为最终埋葬封建社会的主要气力,因之地主和商人存在着矛盾。对于地主阶级来讲,他们有大祸临头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倾危,因而他们来一次自救运动,而求助于多变的公羊学。从前期公羊学的发展中,我们知道地主阶级运用公羊学以自救的方式有2:一是世族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原有的阶级地位而强调公羊学中的专制主义;一是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取新的阶级统治而应用公羊学中的改制思想。庄存与的时代是旧有的地主阶级感觉到自己处于危亡的时代,他们要进行自救,要巩固这固有的阶级秩序,但他们还不具有改制的要求。要等到资本主义势力有了进一步发展时,才能出现*上的改制要求。

庄存与是一个经师,而不是一个变法图强的经济家,因此他直接牵涉到*问题的理论很少,但在他的思想中,要求巩固旧有的阶级秩序的愿望是强烈的。原来公羊学派的历史观点和*理论相结合,他们的历史观进退于先王、后王之间,所以他们的改制理论并不完全,即便是要建立地主阶级的新秩序也抛不下旧有的世族地主。庄存与的时期变了,他自己也不是一个有见识的历史学家,他用以和*理论相结合的不是传统的公羊学史观,而引进了宋朝理学。这混淆了学统,比如在《春

[6][7][8][9][10] ... >>

秋正辞》的《奉天辞》中他引用二程的话道:“人理灭矣,天运乖矣,阴阳失序,岁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时。”以理学解《春秋》,这是新的“天人之学”,前所未闻。这混淆了学统,混淆了汉、宋,所以后人在《清儒学案·方耕学案》的按语中说:“方耕于六经皆有撰述,进修自得,不斤斤分在汉、宋,但期融通圣奥,归诸至当,在乾隆诸儒中,实别为一派。”

这位别为一派的经师不仅是混淆汉、宋,而且是不分今古。在传统的学术流派中,汉学和宋学本来是互相水火,彼此抨击,庄方耕能够兼容并包,这一方面说明他的学风,一方面也是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为了巩固这旧的阶级秩序,他使用两道堤防。同是经学,今文经和古文经一向互为水火,在公羊学派看古文经更不能相容,因之今文《公羊》排斥古文《周礼》。但庄存与却以《周礼》济《公羊》之穷,这也可以说是刘歆的传统,他是以今文学派的世家而提倡古文经。这也许是他们的不得已。公羊学在*上只能是理论方面的发挥,它是一部历史哲学,不是一部*纲领,它不具有可运用的典章制度,只是空洞议论,因之要借用《周礼》“以明因监”。庄存与虽然一不主张改制,二不提倡变法,但即便希望巩固原有的阶级秩序,也要有可鉴戒的典章制度,于是他也想到《周礼》,在《周官礼》中他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用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齐民务农与否的问题,对于封建国家来讲有三利三不利,这些话和先秦法家尤其是商鞅的学说,非常相近,重农轻商,他们认为是富国强兵之本。我们可以说,公羊学是儒家之左翼而法家之保守派。公羊学是沟通儒、法两家的桥梁,以此公羊与荀卿近,所以我们曾说公羊属于荀学。

庄存与在《春秋正辞·内辞第三·土功》条中也谈到这一问题:“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于农工,谷不可胜,由此道也。”所谓“农工”即“农民之工”。先秦法家之鼓吹农战,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供他们剥削,战时从军,作他们的卫士,这是巩固封建地主政权的上策,所以庄存与以经师而谈*,由公羊动身,以《周礼》为鉴,与法家正殊途而同归。《周礼》也尚法重农,和法家不二,公羊学而讲《周礼》,重农尊法,更接近法家;那末《公羊

[6][7][8][9][10] ... >>

》与《周礼》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庄存与重新疏通二者之间的关系实在具有卓识。晚清康有为出,宣传《公羊》而排挤《周礼》,在二者之间又筑起鸿沟,这是因为时代变了,康有为要改制没必要借镜于《周礼》,他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不需要导向巩固封建秩序的《周礼》了。

庄存与理想一个大一统的天下,这是公羊学千古不绝的伟大传统。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新的“南夷与北狄交,王室不绝若线”的时期。在南方,英国资本主义势力正在叩关,他们的鸦片烟船停舶以待;在北方,沙皇俄国得寸进尺,蚕食而鲸吞。这不是“夷狄”进于中国的太平世界,而是如何抵抗“夷狄”的问题,所以他的“大一统”不能和“张三世”的理论结合,而止于“内诸夏而外夷狄”。在《天子辞·大规天子》条,他发挥道:“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2之以晋制则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谨而致之,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他没有进一步说明“夷狄”进而为中国的道理,“欲天下之一乎周”,在当时来说也就是“欲天下之一乎清”。“欲天下之一乎周”而不可得,他转而肯定“二伯”,因为齐桓、晋文是能够抵抗4夷,维持当时统治秩序的人。他指出:“诸侯无伯,亦《年龄》之所恶也。则其不主晋何?曰,诸侯之无伯也,晋襄公始为之也,不主晋于是始而王道形矣。桓文作而《年龄》有伯辞,实与而文不与也”(《年龄正辞·诸夏辞第五》)

“实与而文不与”是公羊学法之不得已!“实与”是实质上赞成其保护当时的阶级秩序,“文不与”是不能公然地称道这以伯代王。在《二伯辞》中他又发挥道:“未有言同盟者,其言同盟于幽何?齐桓自是为诸侯正也。……齐主命则其言同盟何?夺其为正之辞也。……?为夺之?有天子存在,则诸侯不得主诸侯命也。……盖自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且见为固然,而相率以安之矣”(《春秋正辞第四》)。礼乐征伐是王者事,不能自诸侯出,有之,仍然是不能公然赞许的事!

“大一统”的天下是能够维护旧阶级秩序的天下,而不是在改制后,成立一个新秩序的天下。维护旧的阶级秩序和成立一个新的阶级秩序是公羊学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中的不同主张。庄存与处在清代公羊学派中的前期,他的时期仍要求他维护这行将崩溃的旧社会,而不是通过改制来建立一个新社会——资本主义

[6][7][8][9][10] ... >>

社会。所以他要以道德学济公羊之穷而引进理学。理学和公羊结合的结果,使今文经学增加了新的内容,这新内容不但使《春秋》为后王立法,并为后王立道德规范。在《诛乱辞》中他说道:“《春秋》礼义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法可穷,《春秋》之道则不穷。”“法可穷”,因为法有时代的局限性,而《年龄》之道无穷,道是不变的。这仍然是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而董仲舒也是理学宗师。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庄存与所处的时期,是一个新社会正在萌芽的时代,新的社会气力萌芽,新经济因素萌芽,新的意识形态也在萌芽。这些新萌芽在冲击着旧有的统治秩序、旧有的经济关系、旧有的思想作风,因之道德标准也在变换着。庄存与作为多变的公羊学者本来应当适应或者推动这类变换,但也如我们曾指出的,他是巩固旧秩序的公羊学家,打算以变来维护不变,所以他说:“乱天下之大防者晋也。诸侯以晋为正,实以力为正,自时厥后,苟有力其从之。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其机在此,此谓大恶”(《年龄正辞·诸夏辞第五》)。晋为年龄时强有力的大国,公羊学虽然肯定晋文之伯业,但庄存与依然以为自时厥后,屡乱天下之大防,而诸侯以之为正。所谓“乱天下之大防”即乱旧的统治秩序,旧的秩序被扰乱,因而而有新的道德规范。在过去,比如西汉,因为新型地主阶级出现,司马迁曾经说:“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事过千余年,庄存与又重复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更新的阶级在萌芽,新的事物在萌芽,旧道德将被扬弃,所以他也说:“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在《外辞》中他又提出“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也是司马迁强调的道德学说。阶级关系不是永久不变的,新的阶级在日渐强大,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有他们的道德标准。恩格斯在批评杜林的时候指出:

“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保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一三四页。)

“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既可解释为统治阶

[6][7][8][9][10] ... >>

级的利益辩解,也可以解释为新的社会气力的未来利益维护。稍后,当太平天国起义前夕,龚自珍遂有歌颂“私”的文章,这是一种新的消息,有如春雷,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是不完备的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才是不可侵犯的。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个阶级都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龚自珍的“私”,只能在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去寻觅它的道德观念。

如果庄存与在维护旧秩序的理论上,只是提倡旧的而压抑新生事物的萌芽,这并不是公羊学的传统,公羊学是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在地主阶级走投无路的时期,也有人在打算变,在不变基础上的变,谋求改变一些制度来巩固这已有裂痕的基础,只能是在基础不变的情况下来谈变,所以庄存与也在“讥世卿”,这是向世族地主挑战了。他说:“公羊子曰: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其圣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后圣。后世之变,害家凶国,不皆以世卿,故圣人明其忧患与故,岂不知之,则何以必讥?告为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笃君臣之义也。告衰公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非故非贤不可以为卿。君不尊贤则失其所以为君,彼世卿者,失贤之路,蔽贤之蠹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无故无新,惟仁之视,尊贤养贤之家法也” (《春秋正辞·天子辞》)。庄存与的时代,世卿是满人贵族,他们掌握政权,非满人贵族不得居高位,非满人贵族不得据要津,于是新人被抑,而庄存与遂宣传尚贤。当社会处于变革的前夕,贤人多属未来的阶级,因而他在“讥世卿”。“讥世卿”本来是前期公羊学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对世族地主的抨击。当然不能说庄存与可以站在未来阶级的立场上,只能说他对旧贵族政权表示了不满,这不满的意识将随着新兴阶级的产生而愈来愈明确和强烈。就庄存与而言,我们还看不出他有改制或变法的决心,他只是想望如何用贤人以巩固原有的秩序,不能以旧补旧,这时贤人常常是新人。这是公羊学派固有的矛盾之一,他们想变,又不想完全改变,变而不变,所以他们多微言大义,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庄存与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公羊学派的创始人。汉以后公羊学派沉沦已千余年,但是它是一种地主阶级的应变哲学,当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夕,地主阶级的“开明”之士又感到有变的必要了,所以庄存与鼓吹公羊学,这是千余年不绝若线的“绝学”,它的复兴不是没有阶级基础的。但在乾隆时期,还不是封建社会崩溃的时期,而是前夕,一切新因素都在萌芽,对封建地主阶级来说,内外交困的时代还在未来,因此

[6][7][8][9][10] ... >>

他们还要维护这将倾的古厦,而不是根本革除它,建立新的社会。以此庄存与之鼓吹公羊也只是作保护旧基础的打算而缺少新的内容。但时期在变,所有新萌芽都在茁壮发展,而外来的侵略势力恣肆张狂,封建社会和它的政权,愈来愈不稳定,这大厦将倾,于是他们越发向往于多变的公羊学,尔后一直到清代末期公羊学始终在活跃着。

2 孔广森

阮元序《方耕经说》云:“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孔检讨及子孙数人而已。”邵学士不以今文经名家,而孔广森虽讲公羊,但主旨与庄存与不合,一语而两失,亦足见公羊学之不为人所知。孔广森(公元一七五二——1七八六年),字众仲,号?轩,山东曲阜人,是“袭封衍圣公”孔传铎之孙,擅长音韵小学,治经殪非所长,以此其公羊学亦卑卑无高论。他是孔门裔孙,而孔氏一家自汉以来是世袭贵族地主,到清乾隆年间还是鼎盛时期,孔家在*、经济上需要王朝的封赠和支持,而封建王朝则需要孔氏的道德学和精神气力,千百年来他们彼此之间还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土地兼并和依附农民问题上。封建王朝当然保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不过世族地主的过度膨胀,对于当时的朝廷来说又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大土地所有者既有土地又有农民,而且土地可以隐瞒,农民可以挂漏,对于封建王朝既不纳税,又不出徭,这就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当时的王朝,有力压

[6][7][8][9][10] ... >>

制这庞大的力量使世族地主就范,就可以维持一个强盛的统一局面;不能作到这一点,世族地主可以变作强藩,形成一种分散或割据的力量,他们和王朝间的集权统治。

清初,曲阜孔家的地位如故,他们和王朝间的勾结及矛盾也继续下来。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旧王朝趋于瓦解,或者是新王朝初建的时候,社会秩序动荡,科徭繁重,大批自耕农民以致小地主托庇在大地主庄园下,于是朝廷失去税粮和差丁,矛盾更加突出。明末如此,这是旧王朝趋于瓦解的时候;清初如此,这是新王朝初建的时候,朝廷和孔家互争土地和农民,纠葛迭起。1直到乾隆年间,乾隆要解决这辣手的问题,要和衍圣公作面对面的斗争了。当时的衍圣公孔昭焕以为地方官额外差徭过量,例应优免差徭的庙户(即孔家的依附农民)也得不到免除,因而他幸幸然地说:“请将现存户丁酌留五十户,其余户丁,改归民籍,交地方官编审,与民籍一体当差。”这是违反心愿的话,由于本应免徭而加派,所以他表示不满。乾隆则加以呵斥说,根本不存在沉重的科徭问题,有些水利事业,本为民办,不得谓之差徭。并此等民差亦不应承,1以委之乡中贫农,使依托孔氏的农户得逍遥于一切差徭外,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山东巡抚白钟山也公开说:“有粮之家,依托庙户,影射居奇”(《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五《职役考》五)。这是指中小地主也在依托孔家而回避税丁。世族地主的这种膨胀的行动影响当时朝廷的地位,朝廷不会容忍这类行为。衍圣公究竟不是教皇,他只是“文章道德圣人家”,因而孔昭焕遭到议处。乾隆朝还是清代的有力时代,虽然已经中干,但和一个世族地主斗法的话,还是有余裕的。如果朝廷制服不了这种膨胀的势力,势力出现分裂的局面,所以我们说,贵族地主阶级的膨胀是一种分散的力量。

乾隆也只是稍抑贵族地主的势焰,使他们一时收敛而已,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在封建社会,孔家是“与天并老”的,他们的庙、佃两户仍然继续得到优免,地方徭役也没有能够均平。孔广森是处于这个时代、这种环境中的一个经师,存在决定了他的意识,那末他讲《公羊》,在这多变的体系中,他将吸取甚么,发挥什么?早期公羊学派的中心思想是:(一)鼓吹“大一统”;(二)把理想世界放到现在和未来。在庄存与的公羊学中已失掉了这种中心思想,在孔广森的思想体系中一样找不到这种思想。不过他在《春秋公羊通义》的开端却作了以下的发挥:“天子诸侯通称‘君’,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

[6][7][8][9][10] ... >>

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元于其境内,而何劭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矣。”这不是在宣传大一统,是在宣传分裂了,这是自有公羊学以来不曾有过的义法,也是不可能有的义法。《公羊传》隐公元年首先发挥“大一统”的理论,它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后来封建王朝之所谓“奉正朔”,即以之作为“大一统”的象征。而孔广森避此而不谈,以为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各得纪元于其境内。这不是公羊学原有义。孔所云云是古代历史的真实情况,而《公羊》是历史哲学,他们是就历史记载(《年龄》)发挥自己的历史学说。不是何劭公误解,而是孔广森自蹈“反传违戾之失”,而且这种不纯臣的现象到乾隆时已不存在,如果说还有类似典型的话,当时的曲阜孔家是一个,清初的三藩也还类似,三藩已不存在,而孔家还在何朝廷争取土地和人民,这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而且有不纯臣之义。存在决定意识,孔广森为自己的贵族地主地位作辩解。

公羊学的*理想和他们的历史观分不开,公羊学的历史观近于荀子的法后王,而把理想的社会放在后来,但孔广森于此毫无发挥,他仿佛不理界公羊学派的“三世说”,“三世说”是公羊学“三科九旨”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在何休的《年龄文谥例》中曾有明确交代,一直到清末的公羊学家都集中到“三科九旨”上加以发挥,但孔广森却驳斥何休,以为他是“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他说:“《公羊》者旧有新周故宋只说,新周虽出此传,实非如注解。故宋传绝无文,唯《谷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晋儒王祖游讥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以为《公羊》疾病者也’”(《年龄公羊通义》定公十六年)。他不相信何劭公的“三科九旨”,而另立自己的“三科九旨”,道:

“夫周纲解弛,鲁道陵迟,攻战相寻,彝伦或熄,以为虽有继周王者,犹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于羽,议可坐而化也。必将因衰世之宜,定新国之典,宽于劝贤而峻于治不肖,庶几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权可渐兴。乌乎托之?托之《春秋》。《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

[6][7][8][9][10] ... >>

,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内外之异例,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凡传《春秋》者三家,粤惟《公羊》有是说焉”(《春秋公羊通义序》)。

以上所谓时、月、日之例,讥、贬、绝之辞,尊、亲、贤三议都是公羊学原有义,但以之为《公羊》中的“三科九旨”,却是以小作大,不能发挥《公羊》在*和历史上应有的影响和作用。我们所谓公羊学是指自公羊学开始直到东汉何休。何休之总结《公羊》虽然和当时的社会具体情况脱节,但却是公羊派应有的总结,这种总结保存了公羊学丰富的内容,也保存了公羊学优秀的传统。这种总结在清代末年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孔广森的《通义》,是以朴学精神治《公羊》,不本何休,而出自他本人的归纳,这是一种平凡的归纳,缺乏公羊学原有的闳肆见解和富于理想的开阔议论。虽然他就《公羊》而论《公羊》,免于“反传违戾之失”,但无与于学术思想的发挥。

《公羊通义序》是孔广森系统的发挥《公羊》义理的文章,他认为《公羊》与《孟子》相合,孟子是最善言《年龄》的,他说:

“东汉时帝者号称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瑞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年龄》当新王云云之说,皆绝不见本传,重自诬其师以召二家之纠摘矣。然而孟子有言,《年龄》天子之事也。《经》有变周之文,从殷之质,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卫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国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禄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娄仪父,贱谷邓而贵盛?,非天子之黜陟耶?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裔,殆所谓天子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者与?愚以为公羊学家独有合于孟子。乃若对齐宣王言小事大,则纪季之所以为善,对滕文公言效死勿志,则莱候之所以为正,其论异姓之卿,则曹羁之所以为贤,论贵戚之卿又实本于不言剽立以恶衍之义。……故孟子最善言《年龄》。岂徒见税亩、伯于阳两传文句之偶合哉”(《年龄公羊通义序》)。

这是《孟子》与《公羊》相通考,《孟子》、《公羊》思想体系绝不相同,也没法相

<<[11][12][13][14][15][16][17][18][19][20] ... >>

青少年患有癫痫病可以治愈吗
江苏能治好牛皮癣的优质医院
中医能彻底治愈癫痫吗
推荐阅读
图文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