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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马江之战和甲午中日海战中的留学生

2019-05-16 11:34:07

近代的中国海军,是在西方侵略者不断进犯袭击后清政府大办洋务时期的产物。在这支海军里,有一批我国初期派遣到美、欧留学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随着洋务运动兴起由于建设海军的需要而配备的专业人才,以后随着中国海军的建设和发展而成为中国海军的骨干气力和重要将领。在马江和甲午反侵略战争里,他们为祖国作出了贡献和牺牲。这些为数不多的初期留学生,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勇敢气慨,唱出了可歌可泣的时代最强音,值得后人学习和永久怀念。

(一)

在1884年前,中国虽已有第一批留美官费生(于1881年未完成学业即全部撤回)和第一批派赴西欧留学的海军官费生(于1880年学成归国)这两起留学生归来,但参加中法马江之战的却只有第一批留美归国官费生的一小部分。为了说明其来龙去脉,有必要扼要追溯一下有关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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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批由政府派遣的官费留学生是由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联合奏准派遣于1872—1875年、每一年30名分、四年赴美国学习的120名十岁到10六岁的少年(当时概称为“幼童”),原预定学习期限为15年,从初级到高级进行系统的文化、科学技术学习,按规定应于1887一1891年分别学成归国。但由于清政府中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破坏,而没能按预定目标进行到底,中途于1881年便被全部撤回。这些人中除詹天佑欧阳赓二人在耶鲁大学学完专业刚刚毕业,有几个快要读完大学外,其余大部分都还没有完成学业,有的刚进大学,许多人还在中学阶段(详见戴学稷、徐如《留学浪潮与中国民主革命》,载于《素馨集》,北京大学出版1993年出版。)。回国时他们大多数的长处是熟谙英语,具有基本的科学知识和一定的技术才能,但大多数人还不能说是学有专长了。这一批被撤回的留美学生据李鸿章的奏折,“除因事故(先期)撤回及在洋病故2十六名外”,1881年(光绪七年)分三批撤回时总数实为94名(李鸿章《肄习西学请奖析》,《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五十三,页十六一二十。)清政府对这一大批在国外学习多年的归国留学生并不很重视,相反地还认为他们感染了西方的“恶习”而加以轻视。尽管如此,由于办洋务的需要,他们分别被分发到当时新兴的海军、邮政、电报、铁路、矿冶和外交等部门学习或工作。其中被派遣到海军部门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的有容耀垣、曹家祥、吴敬荣、邝国光、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等七人;到大沽口炮台鱼雷艇工作的有蔡廷干、丁崇吉、梁普时、王良登、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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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襄、邝炳光、徐芝煊等七人(容尚谦《中国近代初期留美学生小传》(李喜所译),《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宋晞《容闳与1百二十名官学生——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史略》(原载《华罔报》第二期)。)。而分发到马尾福建船政后学堂驾驶班学习的最多,达10六人。他们是:詹天佑、欧阳赓、容尚谦、陈钜镛(溶)、陆永泉、邓士聪、吴应科、苏锐钊、宋文翙、邓桂庭、邝咏钟、徐振鹏、薛佑福、杨兆楠、黄李良、吴其藻(名单见《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第437页。亦见林萱治主编《福州马尾港图志》第111页。)。

分发到船政后学堂驾驶班学习的这16名留美学生,被单独组成一个班,即驾驶班第八届。其中有二人(陆永泉、邓桂庭)未毕业即因故离校,剩下14名一起学习到毕业。这些归国学生与驾驶班其他各届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按规定期限学满三年,而是用一年左右的时间着重补习了驾驶方面的知识技能,便于1882年即毕业参加航海的实习。因为他们在美国已学习过各种基本课程了。到1884年8月中法马江之战前,这14名学生有一人(苏锐钊)调广州黄埔水陆师学堂任教;有四人(吴应科、宋文翙、徐振鹏、邓士聪)调北洋舰队;有一人(欧阳赓)重返美国求学以后当了外交官;有一人因伤去世(陈钜镛);只剩下六人留在福建水师,1人在福建船政后学堂任教。其中在福建水师所属舰船上服务的六人为:容尚谦、吴其藻、杨兆楠、邓咏钟、黄季良、薛有(佑)福。留福建船政后学堂任教的一人为詹天佑(据《欧阳庚生平自述》,台湾《传记文学》第47卷第6期。)。

188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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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马江之战爆发时,容尚谦、吴其藻、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等五人都在旗舰“扬武”号上,邝咏钟一人在炮舰“振威”号上。战争是由法舰不宣而战开始的,它们首先便集中主要火力轰击扬武舰。扬武舰用尾炮进行还击,当时薛有福是扬武舰的枪炮官(薛有福写给凯蒂的信注(一),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2期。)而专司燃炮的是杨兆楠。他们面对着法国兵舰依仗优势兵力和有益地形悍然发动突然袭击,不但毫无畏缩,而是进行坚决反击,“赶将尾炮向孤拔船上连放三次”(容尚谦口述,刑部尚书锡珍等奏折附片(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转引自郑国珍文,见福建社科院历史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这是同时在扬武舰参战的容尚谦亲口讲述的。作为杨兆楠、薛有福的同学和当时在同一艘兵舰上作战的见证人,容尚谦所述的事实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尔后又经由闽海关税务司法来格的进一步核实。在法来格的海关报告里曾这样写道:“‘扬武’用它的尾炮很准确有效地回答‘伏尔他’号的第一阵排炮。第一弹就打中了‘伏尔他’号的船桥,击毙引水(自上海来的,名汤姆士)和五个法国人。在炮弹爆发时,孤拔正站在引水人身旁,仅免于死”(《闽海关税务司茨来格(E.Farago)报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4)《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第213页。)。但是由于“扬武”舰的右舷中鱼雷受了重伤,管带张成首先弃舰,“乘山舴艋逃去”,舰上官兵虽顽强抵抗,无奈扬武已逐步沉没,驶至近岸搁浅,不久即为浓烟烈火所吞没,杨兆楠、薛有福和黄季良随沉舰殉国,容尚谦潜入水中,游至海岸,他和吴其藻二人幸免于难。在另一艘炮舰“振威”号上的邝咏钟,战争爆发后随着振威舰管带许寿山,沉着应战。振威首先遭到从闽江口疾驰而来的法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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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号的袭击,法方集中三艘军舰的火力攻击顽强抵抗的振威舰。振威船身多处中弹,遭受重创,许寿山与大副梁祖勋带领二副邝咏钟等全船官兵开足马力向法舰“德斯丹”号冲去,以求同归于尽,中途因锅炉中炮*,船身开始下沉,邝咏钟与管带许寿山等以英雄气概,壮烈捐躯。

事后,在这次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容尚谦写道:“参加这次海战的6位年轻人(指留美归国的6位)中有四位坚守岗位,实行职守,以身殉国”(容尚谦《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这四位“以身殉国”的便是前述的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邝咏钟,生还的两位是他自己和吴其藻。这时他们的年龄都很轻,分别在二十一至二十三周岁之间(容尚谦《中国近代初期留美学生小传》。)。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与他们六位同在福州的詹天佑,并没有参加这次马江之战。过去由于上海《普源西字报》的误传,学术界多依据并不可靠的史实加以渲染,我认为应予纠正。除十年前郑国珍同志所写的《马江海战时詹天佑在福州船政局学堂任教并未参战》一文(容尚谦口述,刑部尚书锡珍等奏折附片(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六日),转引自郑国珍文,见福建社科院历史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所罗列的有关史料论据外,这里再补充几点。

第一,如前述,容尚谦所写的《中国近代初期留美学生小传》关于马江战役的有关叙述都不曾提到詹天佑曾参加这次战斗。作为亲身参加这次战役的当事人,又是与詹天佑一同出国一同归来的留美同学,容尚谦不可能不知道詹天佑是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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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马江战役。他在他这部记叙他们自己经历的小传里,关于詹天佑是这样写的:“詹天佑,分往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留校任教习。中法战争爆发后,被调往广东黄埔水师学堂任教。……”而在他为自己和死难4人和吴其藻的小传里都明白地提到他们或者牲牺或参加战役而幸存。

第二、可以说明詹天佑未参加中法马江战役的是詹天佑另一名留美同学欧阳庚。欧阳庚是与詹天佑同届赴美学习,又是120名早期留美学生中与詹天佑为仅有的两名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取得学位,又是1881年同时撤回时都分发来船政后学堂补习的。他在自己的《生平自述》中写到中法马江战役时,只提及“邝咏钟、薛有福、黄季良,杨兆南均阵亡,仅容尚谦、吴其藻幸免于难”(据《欧阳庚生平自述》,台湾《传记文学》第47卷第6期。)而只字未及詹天佑。可见当时詹天佑不曾参加马江之战。

第三,是詹天佑自己书写的有关材料。詹天佑于1896年(光绪二12年)2月15日自天津写给美国友人诺索布夫人的信中回溯往事道:“我从耶鲁毕业,回到中国,与欧阳赓及其他十四位留美同学被分发到福州船政局,然后登舰实习,在1884年我被调往广州黄埔‘水陆师学堂,任教。后来我北上天津,参加铁路工作一直到现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上),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2号63页。)在这里,詹天佑自己也只字未提到他曾参加中法马江战役的事。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他果真参加了这次战役并在众多官兵死难中幸得生还,他一定印象深入,不可能略去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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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三个史料论据,加上其他的论证,我认为詹天佑是没有参加马江战役的。

中法马江战役产生在福建福州,而从福州的船政学堂自1877年派遣到西欧英法等国学习的三十余名海军留学生于1880年都已学成归来。这些留欧学生其中学习驾驶的归国后都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的舰艇上服务或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因而都没在福州,更不在福建水师中。而学习制造的有的虽分发在福建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工作,但他们多是负责技术方面的,因而在1884年马江战役中也便没有留欧的学生参加了。

中法马江战役是在清政府避战求和、观望等待、祈求第三国调停的对外妥协让步方针上而导致失败的。这次战役的惨败,使蓄积了多年的福建水师功败垂成、毁于一旦,在清政府毛病方针政策下,七百余爱国官兵血洒马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清政府为大办洋务需要而遣送出国培养的归国留学生有六名直接参加战斗,表现得都非常勇敢,4人壮烈牺牲,二人幸而生还。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正式较量。十年以后,又有一场更大规模的海战——甲午中日黄海大战和威海保卫战产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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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中日海战里,包括丰岛(牙山)、黄海(大东沟)、威海几次战役中,归国留学生参战的较之中法马江战役中要多上两三倍,在战场牺牲及与战舰共存亡的情况更为惨重。

以下让我们看看各战役中的情况。

首先是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

这次战斗,实际是日本有预谋地对中国海军运兵船的突然袭击,也是甲午中日海战的序幕。当时济运、广乙二艘自朝鲜牙山启航返国,被日舰吉野、浪速、秋律洲三艘围截,日舰不论在吨位、马力、时速还是在炮火、兵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战争开始不久,广乙就不支逃遁,日方三舰合攻济远,邦带兼领大副都司沈寿昌(留美归国学生)“屹立司柁,并指挥炮手还击”(据吴杰章等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出版社第175—176页。)双方炮战一个多小时,互有伤亡,激战中,沈寿昌被飞来一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二副柯建章亦被弹“洞胸死”。为了摆脱被消灭和保全舰只,管带方伯谦(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下令挂白旗向日本海军旗诈降,借以迷惑敌人,随后全速向西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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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日舰吉野迫近时猝用尾炮连发4弹,使吉野受创不敢再追,终究甩掉了紧迫不舍的日舰,返抵旅顺。

丰岛之战济远舰虽稍受损伤犹得安全返航,不仅保全了舰只本身而且予敌以创伤,它的战绩应予肯定。方伯谦作为济远舰的指挥官,在以弱战强的不利条件下,用诈降的手法迷惑敌人,不仅摆脱了强敌的围攻堵击,保全了自己,而且出其不意地给穷追的敌舰以重创,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多少年间曾有不少论者对方伯谦的诈降予以责难,认为这是贪生怕死,应当说,这种遣责是不恰当的,因为“兵不厌诈”,方伯谦的目的,是为了保全舰只,如果不想法逃跑而在不利的形势下滞留鏖战下去,终究无疑的必将是被歼毁和俘获。因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称许方伯谦“甚谙海战”。

其次,在黄海海战中。

黄海海战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大决战。中日双方都倾其全部兵力祈求挫败对方,取得决定性成功。在这次大规模的战役中,除提督丁汝昌外,主力舰艇(包括两铁甲主力舰和巡洋舰的大部分和其他小舰艇)的管带、帮带、大副,以至战役主要指挥官大都是留英、留美的归国学生。其中在北洋海军中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右翼总兵兼旗舰铁甲舰“定远”的管带刘步蟾、左翼总兵兼铁甲舰“镇远”管带林泰昌、中军右营副将兼巡洋舰“经远”管带林永升、中军左营副将兼巡洋舰“济远”管带方伯谦、中军右营副将兼巡洋舰“靖远”管带叶祖珪、左翼右营参将加副将衔兼巡洋舰“超勇”管带黄建勋、练习舰“威远”管带林颖启、练习舰“康济”管带萨镇冰等都是第一届留英学习海军的归国学生,巡洋舰“致远”帮带兼大副陈金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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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邓世昌)、“广甲”舰管带吴敬荣、“广丙”舰帮带兼大副黄祖莲、“福龙”号鱼雷舰管带蔡廷干等均为初期留美归国学生。早期留美学生容尚谦(“寰泰”号管带)、吴应科、宋文翙、曹家祥、王良登,吴其藻、徐振鹏等也都参加了中日海战的各有关战役,但他们的具体战斗岗位和实况尚不明确,还缺乏具体确切的史料(见容尚谦《中国近代初期留美学生小传》和宋晞《容闳与一百二十名官学生——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史略》(都缺乏具体情况)。)。

在黄海大战中,留英学生、经远舰管带林永升遭到号称日本“帝国精锐”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中弹甚多,“火势陡发”但他毫无惧色,指挥全舰官兵“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仍然井井有条”(《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当他奋勇督战时“突中敌弹,脑裂阵亡”(《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致远舰任帮带兼大副的陈金揆(留美学生)在管带邓世昌的带领下,亲操驾驶,冲锋直前,击伤日舰多艘。为保护旗舰免遭吉野等放出的鱼雷快船袭击,他毅然转舵,“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使定远舰免遭伤害。经过激烈的战斗,致远中弹甚多,船身倾斜,世昌认为“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金揆赞同和支持这个意见,与世昌密切配合,开足马力,直向吉野冲击,不料中途遭敌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倾刻沉没”。金揆与邓世昌同时落水壮烈牺牲(《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位于舰队右翼之超勇号管带黄建勋(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所在船系木质包铁的旧式快船,速度慢,武器设备陈腐,在吉野等围攻下虽竭力还击,但已受伤严重,引发大火,不久即右舷倾斜。建勋坠水后有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特抛长绳以援之,被他推掉而殉职于大海。当超勇舰中弹焚没后,此时广丙、平远、福龙等舰艇亦参加战役。广丙号帮带、留美学生黄祖莲指挥广丙炮手配合平远舰击中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使之起火,福龙鱼雷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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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带留美学生蔡廷干下令伺机对西京丸发射两枚鱼雷,惜都未中,遂使西京丸幸免于难。

在黄海大战中总兵兼定远管带刘步蟾(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以舰队排成“人”字阵,定远号恰在“人”字顶端,他率领这个旗舰冲击在前,直入敌阵,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当提督丁汝昌在飞桥上身负重伤后,他又代为督战。在他的指挥下,定远和镇远两铁甲舰在五艘日舰的包围下沉着应战。他以熟练的航行技巧“指挥进退,时刻变换,敌炮不能取准”,反而把对方旗舰松岛号击伤,“并合击伤其左边一船,白烟冒起数丈”(《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镇远舰管带林泰曾(也是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率舰与定远密切配合,屡次重创敌舰,使日方不得不承认“定远、镇远二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我抗争”的事实。在鏖战中,当旗舰定远号的桅楼被毁无从指挥时,靖远管带(也是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叶祖珪主动出来,代旗舰升旗收队,使北洋舰队保持队伍,在追击敌舰10余里后,才返回旅顺港。

在黄海大战中,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在双方激战中因舰身受伤较重,中途驶出战场返回驻地,李鸿章据报,不等查清真相,不经审问,匆匆奏报清廷下令“即行正法”,成为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路线和李鸿章避战保船错误方针的替罪羊。在这问题上,百年来争论不休,近些年以来福州曾专题集会研讨(见《中日甲午战争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版及其他有关论文。)在此就不作赘述。当时与济远舰先后退出战场的还有广甲号,广甲管带方敬荣,亦为初期留美归国学生,他率舰逃至大连湾三山岛外的险石滩,因船底触礁进水而致搁浅,没法驶出。吴敬荣弃船登岸,广甲号被日舰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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