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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博士胡适为何被土皇帝溥仪感动

2019-04-10 13:53:11

有人狭隘地以为高喊“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胡适是反孔的,非儒的。然而事实上,依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孔子是相当尊崇的。虽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主张民主自由、个性独立而反对封建礼制的,但是,这其实不意味着他全面否定孔子以及孔子思想。乃至在有些时候,他的行动多少泄漏出传统孔学思想的印迹,因此呈现出矛盾的、不尽合理的表象。比如,他一方面推崇婚姻自由,一方面却又服从包办婚姻;他一方面反对愚孝,一方面却又由于“孝”字而在母亲面前放弃了个性解放。

对孔子的尊崇,一定使胡适的内心深处保留着一份传统。这份传统中,有孝,也有忠,自然也会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忠君尊王”的孔学思想。这也就不难解释他感动于末代皇帝溥仪的“召见”了。

胡适与溥仪,很明显的一对矛盾体: 一个代表着民主,一个代表着封建。因此,当他俩见面的消息传出紫禁城之后,一片哗然,却不知民主的胡适在遭遇封建的旧皇帝时,居然有些惶惶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虽然并非无忧无虑,但也逍遥自在。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情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

有一天,他拨弄着刚刚安装好的电话,翻着电话号码本,玩儿心陡生,先将电话拨到了京剧演员杨小楼的家,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问: “来者可是杨——小——楼呵?”然后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订餐,胡乱报了个地址。玩儿了一阵后,他就突然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声调说话,随即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2年5月17日

拜见废帝,引来哗然一片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突然接到皇帝电话,胡适很愕然,不敢相信。

当时电话接通后,他听到的第一句问话是: “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胡适试图猜了一下,但觉无聊,便直接问: “你是谁啊?怎样我听不出来呢?”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后,说: “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胡适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 “宣统?……是皇上?”小皇帝的声音干脆利落,也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威言: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电话断了,胡适捉摸了半天,还是不能肯定,赶忙去问庄士敦,证实此事。

胡适与庄士敦的结识缘于他俩

都是北京一个国际性团体“文友会”的会员。“文友会”由中、美、英、法、荷和苏联等国籍的人士组成,定期开会,讨论内容触及政治、社会和文化。胡、庄曾经前后担负过该会会长。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只是玩笑。他让胡适“有空到宫里”,也只是随便一说。但在胡适看来,这是皇帝对他的“召见”,自不敢怠慢。他在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对此,他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1922年5月24日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看得出来,对于皇帝的召见,胡适其实不排斥。也看得出来,他对溥仪这个人很有兴趣,似乎很欣赏小皇帝的独立意识。不过,他到底是新派人士,在向庄士敦了解宫里的一般规矩时,也很担心会被迫三跪九叩,他自然不能接受,也顾及到传出去名声受损。直到确定小皇帝并不会让他磕头,而且他听说小皇帝脾气还好,就放了心,去了。

一个星期后,胡适如约走进了紫禁城。他在日记里记载了这次的会面过程。

1922年5月30日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12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

……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座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模样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

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算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210分钟,就出来了。

综观胡适日记,除了与特别的人(如蒋介石)进行的特别的交谈,一般情况下,他在日记里很少将某天与某人的交往记录得如此详实。可见他对与皇帝的会见,还是很看重的。固然,对普通人来说,紫禁城、皇帝总是带有很神秘的色采。能够得以一见皇宫,已是幸事,何况还与曾至高无上的帝王面对面,那更是难得的奇事了。这是常人的心理。从这个角度上看,胡适的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他的这篇日记与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的有关记叙有所出入。在日记里,他说是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他家接的他。据溥仪回想,当时他并没有将给胡适打电话一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很多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当新派的胡适与老旧的皇帝见面的消息传出后,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想,在宫中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在社会上,一样也是沸沸扬扬,甚至更有许多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要求免拜跪”等等。为正视听,胡适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刊登在《努力周报》上。文章中说:

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甚么稀奇。清宫里这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处境是很孤单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孤单当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 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对于清廷的遗老们来讲,胡适是“新”人,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他们尊贵的皇帝遭到“污染”;对于身处共和体制下的人们来讲,皇帝是封建的“旧”人,是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自然不能原谅胡适前往拜见的“奴性”行动。而对胡适来说,依照他在文章中所说,他只是去见“一个人”,一个很寂寞的、很可怜的少年。

有人狭隘地以为高喊“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胡适是反孔的,非儒的。然而事实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孔子是相当尊崇的。虽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主张民主自由、个性独立而反对封建礼制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全面否定孔子和孔子思想。甚至在有些时候,他的行动多少泄漏出传统孔学思想的印迹,因此呈现出矛盾的、不尽合理的表象。比如,他一方面推重婚姻自由,一方面却又服从包办婚姻;他一方面反对愚孝,一方面却又因为“孝”字而在母亲眼前放弃了个性解放。

对孔子的尊崇,必定使胡适的内心深处保留着一份传统。这份传统中,

有孝,也有忠,自然也会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忠君尊王”的孔学思想。这也就不难解释他感动于末代皇帝溥仪的“召见”了。

胡适与溥仪,很明显的一对矛盾体: 一个代表着民主,一个代表着封建。因此,当他俩见面的消息传出紫禁城之后,一片哗然,却不知民主的胡适在遭遇封建的旧皇帝时,竟然有些惶惶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虽然并非无忧无虑,但也逍遥自在。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情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

有一天,他拨弄着刚刚安装好的电话,翻着电话号码本,玩儿心陡生,先将电话拨到了京剧演员杨小楼的家,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问: “来者可是杨——小——楼呵?”然后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订餐,胡乱报了个地址。玩儿了一阵后,他就突然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甚么腔调说话,随即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2年5月17日

拜见废帝,引来哗然一片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由于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突然接到皇帝电话,胡适很愕然,不敢相信。

当时电话接通后,他听到的第一句问话是: “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胡适试图猜了一下,但觉无聊,便直接问: “你是谁啊?怎样我听不出来呢?”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后,说: “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胡适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 “宣统?……是皇上?”小皇帝的声音干脆利落,也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威言: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电话断了,胡适捉摸了半天,还是不能肯定,赶紧去问庄士敦,证实此事。

胡适与庄士敦的结识缘于他俩都是北京一个国际性团体“文友会”的会员。“文友会”由中、美、英、法、荷和苏联等国籍的人士组成,定期开会,讨论内容触及政治、社会和文化。胡、庄曾经先后担负过该会会长。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只是玩笑。他让胡适“有空到宫里”,也只是随意1说。但在胡适看来,这是皇帝对他的“召见”,自不敢怠慢。他在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对此,他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1922年5月24日

我由于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

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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