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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端绶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里的老板娘

2019-05-18 07:14:16

生活艰辛,但很荣幸。踏上求学谋生的第一步,就遇到好校长、好老师、好同学,还在清水塘聆听过毛泽东的教诲

朱端绶是湖南省长沙县路口镇人。她家祖上原来经商,还有一些田地出租。1914年,朱端绶6岁时,家道中落。母亲从痛苦的煎熬中悟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训。她常对两个女儿说:“你们的爸爸没有熟人,找不到事做。我自己也没有本领,找事就更无门了。没有工作,就要受穷。”母亲的话,整日缭绕在朱端绶的耳边。她很小就带妹妹上山打柴,手背上虽划出道道伤痕,但却练就了勇敢泼辣的性情。

朱端绶14岁那年,听说离家4五十里的一座庙里,办了一所自立女子职业学校。初秋的一天清晨,她只带了两块红薯就上路了。一路找,一路问,直到黄昏才找到这所学校。一见校长,她深深鞠了一躬,接着便急切地说:“我想到你这里学一门谋生的本事。”

校长姓叶,是个端庄和蔼的女性。她打量着这个乡下妹子,摇摇头说:“你的手脚这样粗,能学甚么呢?”朱端绶恳求说:“只要收下我,做甚么都行。”校长露出难堪的

表情:“学刺绣,你的粗手不能拿丝线;学缝纫,你只能做粗布衣服,绸衫是不可以做的……”朱端绶苦苦哀求说:“校长,你收了我吧,收下我这个可怜的穷孩子吧!”看着朱端绶那双质朴、恳切的眼睛,叶校长总算答应收下她。

让朱端绶做梦都没想到的是,随着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自立女校的叶校长和周围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从自立女校启蒙,到长沙女师初二肄业,朱端绶总共读了4年书,而在长沙女师读书收获最大。

长沙女师校长徐特立是朱端绶最敬重的人。长沙女师就是徐特立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后创办的。入学不久,朱端绶成为女师学生会的宣传干事,经常到校外参加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一次,进步刊物《新雷声》社长曾三,代表长沙学生到省政府请愿,抗议政府弹压学生参加反帝反军阀、要求自由的游行而被扣留。朱端绶和一些进步同学去向省政府要人,也被当场扣留。还有一次,朱端绶和学生代表为教育经费问题到省教育厅去请愿,包围了教育厅。教育厅厅长假借要接见学生代表,把请愿学生关在大厅

里,自己却偷偷逃跑了。这两次都是徐特立派人为被关押的学生送饭,并多方解救他们。

历史教员陈章甫是中共党员。他最接近同学,也很看重朱端绶等充满革命朝气的进步学生。在课堂上,陈章甫慷慨激昂,赞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赞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课下,他常常指导朱端绶阅读《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介绍她去湘江中学听讲演,还亲自带她去清水塘见毛泽东。

1925年3月,由黄颐介绍,朱端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颐是朱端绶最要好的同学,曾担负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妇女部长。她曾带朱端绶去益阳、桃源、醴陵农村和安源煤矿弄社会调查。她们将调查材料和感想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朱端绶还和黄颐一起到长沙第一纱厂,在女工中发展积极分子,成立了妇女协会(女工小组),建立起党组织。后来,中共湖南省委派朱端绶到株洲粤汉铁路工人子弟学校当教员。当时,株洲区委属湘潭县委领导,朱端绶还是湘潭县委的秘密交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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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5月21日,朱端绶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到长沙给省委送文件,同时送一台油印机。第二天清晨,当她乘油轮从湘潭出发时,才听随船的一些国民党军官在悄声议论,几个小时前,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封闭了工会、农会,解散了工人纠察队,死伤了许多人。面对突发情况,想到自己身上带有党的重要文件,朱端绶急中生智,成心去和那些国民党军官搭话。看着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国民党军官们对她很有好感,很愿意和她交谈。但对流血事件,朱端绶一脸畏惧,表现出不知所措的模样。油轮到达长沙时,两个国民党军官主动帮她提包,把她送出码头,送上黄包车。她一路畅通无阻,安全抵达党的秘密交通站。

“熊老板”对她早已钟情,朱端绶成了福兴商号的“老板娘”。由于工作细心,防范周密,福兴商号在血雨腥风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多

1928年中秋节,上海4马路的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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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菜馆里,一桌极其普通的酒菜旁坐着几个人。看上去是几个亲朋挚友在一起饮酒赏月,实际上是李立三、李维汉、邓小平、陈赓等人在为熊瑾玎和朱端绶这对曾经的假夫妻证婚。从那时起,“熊老板

”和“老板娘”的称呼就在党内外叫开了。

熊瑾玎是湖南长沙县5美乡人。他在长沙当小学国语教员时,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一批思想进步的读书人,参加了新民学会。熊瑾玎很有经济头脑,极力提倡创办经济实体,为革命积蓄经费。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旅费,就是他张罗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4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与老师徐特立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熊瑾玎富有理财经验又善于结交朋友的特点,分配他担任中央机关会计,还责成他在上海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和联络点。不久,云南路477号那幢临街小楼的二层窗外,挂出了福兴商号的招牌,专门经营纱布生意。熊瑾玎是这家商号的老板。

熊瑾玎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会计。当年,在中共中央机关负责管理党的经费的只有他一个人。凡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经费去向都由他发送;苏区送来的黄金、首饰等实物经费,也是由他负责兑换成法币。中央政治局定期派人检查财务收支情况。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常常来福兴商号开会办公;商号里还寄存着许多党的秘密文件。商号没有“老板娘”,时间长了会引发怀疑。为此,周恩来提出,必须调一名女同志配合熊瑾玎的工作,组成一个“家庭”。组织上推荐了三位女同志,请熊瑾玎斟酌。熊瑾玎选择了朱端绶。原来,他对朱端绶早已钟情。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通缉捉拿朱端绶。她在长沙呆不住了,于1928年2月随省互济会来到汉口。此时,徐特立正在汉口养病,就住在熊瑾玎那里。熊瑾玎是长沙女师的校董之一,朱端绶认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话。

一见朱端绶,徐特立很高兴,问长问短。徐特立讲述了参加南昌起义的经过。朱端绶也回忆了离开学校后的经历。熊瑾玎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没有说话,却对这个纯洁、机敏的女青年很有好感。渐渐地,熊瑾玎摸清了朱端绶来看徐特立的时间,寻机与她谈话,还成心把时间拖得晚一些,好送她走。熊瑾玎被调到中央后,念念不忘朱端绶,一到上海,就给她去了一封信。眼下,周恩来让他找个助手,他理所当然地想到了朱端绶。

6月中旬,朱端绶从汉口来到上海,住进福兴商号,当起了“老板娘”。朱端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看守机关,为来开会的同志放哨、做饭。这个秘密机关,每天都有人来办事,经常有人在这里吃饭。而朱端绶对厨房里的事一窍不通,熊瑾玎就手把手地教她。熊瑾玎要她细心观察,来开会的同志都喜欢吃什么。朱端绶慢慢摸到了规律:周恩来喜爱吃红烧狮子头,她就学会先用蛋清拌馅儿,后拌作料和酱油,将肉馅做成大丸子,然后清蒸或油炸,再配大白菜烩;李立3、周恩来都爱喝火腿冬瓜汤,她就用鸡炖好汤,放入冬瓜片,当冬瓜将要熟时,再加熟火腿片……总之,大家喜欢吃的菜,她很快就学会了。同志们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周恩来很高兴,常常表扬她会做菜。

那时,来过这个秘密机关的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宣传部长李立3,工运负责人徐锡根,特科负责人陈赓、顾顺章,青年团负责人任弼时,还有项英、彭湃、杨殷、关向应、邓小平、滕代远、黄克诚、邓颖超、何宝珍、李维汉、康生等20多位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负责同志。熊瑾玎常常关照朱端绶:“小妹妹

,这里是党中央最重要、最秘密的机关,工作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过失。”

朱端绶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每天吃罢晚饭,完成工作后,朱端绶就把内房的门插好,自己看书学习。熊瑾玎则对她一往情深。一天晚餐后,熊瑾玎将自己写的1首诗抄给朱端绶看。诗云:“少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一见情如故,相亲意更殷。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朱端绶明白熊瑾玎的意思,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熊先生,你把我夸奖得过高了。说心里话,我很感激你,你在生活上关心我,在工作上帮助我,在学习上教导我。但是,我有两个问题:1是你有妻室儿女,2是你比我年长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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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瑾玎寻思片刻,就把老家的结发妻子要和他登报离婚的信拿给朱端绶看。他说:“我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毫无感情。我已回信答应她了。自从加入共产党,就是我新生命的开始。现在,我要和志同道合的新女性建立一个新家庭。”见朱端绶没有作声,熊瑾玎知道她心中的疑窦已解开,便笑着说:“第二个问题就要看你了,自古多有忘年交,我是很爱你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与熊瑾玎一起“生活”了3个月,朱端绶看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真诚可信的人。其实,当熊瑾玎选定朱端绶当助手时,周恩来就极力促进他们“假戏真做”,因而便有了陶乐春菜馆中秋赏月的那桌酒席。

不久,朱端绶又承当起秘密交通员和洗抄药水文件的工作。这些文件都是苏区送给党中央的。当年,虹口英租界的湘发泰酒店、法租界亚尔培路的亚泰酒店等都是熊瑾玎设立的秘密联络站。开酒店的是长沙的进步青年。但他们其实不知道自己的酒店就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站。苏区来人只是留信在店里,信封上写有“熊泰儒”、“熊觐庭”、“朱瑾思”等名字为暗号。朱端绶时常到这几个地方转一下。文件取回后,她用明矾水洗抄出来,交给党中央负责同志。她还经常到毛泽民任厂长的集成印厂,送文件去印刷,然后取回来,供中央政治局开会用。她也时常到钱之光的绸布店送取文件。

朱端绶到上海时只有20岁。在这个十丈软红里,她竟没有看过一场电影,逛过一次马路,乃至没照过一张照片。她只知道如何保护好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做好交通工作。由于工作细心,防范周密,福

兴商号在血雨腥风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多的时间。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中央领导层接连出现叛徒,使党中央难以在上海继续坚持战斗。当年,党中央在上海设有若干个联络点,熊瑾玎和朱端绶负责的秘密机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几乎都认得他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之前,特别交代特科的同志,要保护好熊瑾玎夫妇的安全。熊瑾玎和朱端绶在上海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先后撤到湘鄂西苏区。

她靠小酒店的微薄收入,赡养了一家5口,还照顾着狱中6位同志。“我虽然受了这些苦,我是心甘情愿,由于我革命。”

1932年9月,湘鄂西苏区的斗争失败。朱端绶与熊瑾玎、谢觉哉等人撤退到洪湖的芦苇荡里,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脱险,回到上海寻觅党组织。他们在上海开了一家酒店借以掩护身份。临时中央分配熊瑾玎负责内部交通。朱端绶因有孕在身,暂时看守机关内务。熊瑾玎把在湖南老家的大儿子熊侃文叫到上海

,帮助经营酒店。

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贺龙的结发妻子向志德及家人来到上海。她的住所曾是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站。党中央撤离上海后,向志德及家人的供给来源就中断了,家里的东西都当光了。一家人搬到徐家汇眉寿里162号一个理发店的楼上居住。直到熊瑾玎再度回到上海,向志德家的生活费才有了保证。

1933年4月8日清晨,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间谍和法国巡捕破门闯入向志德家,将在家的人逐一捆绑,押上囚车。敌人还在理发店周围布下暗探。上午10时,熊瑾玎打扮成医师去给向志德送生活费,中了埋伏,被特务扭送到巡捕房。

正在家中“坐月子”的朱端绶,不见熊瑾玎回家吃午饭,便让熊侃文到理发店探听消息。熊侃文跑上三楼,被敌人逮个正着。直到晚上,仍不见熊侃文归来,朱端绶感到问题很严重,便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朱端绶立即开展营救工作。她找到宋庆龄,请来史良、董康、唐豪等著名律师,为熊瑾玎及贺龙家属辩解。

第三次开庭很关键。党组织要朱端绶在开庭前随史良去候审室会面熊瑾玎,看他有什么话要交代。不料,朱端绶随史良到场时,已经开庭,她们只好在候审室里焦急地等候。闭庭时,熊瑾玎正好从候审室门口经过,朱端绶一眼看见他,赶忙走上前,没等开口,却被跟在后面的叛徒徐锡根看到了。

徐锡根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负责工运,见过朱端绶。徐锡根笑逐言开,总算逮着一条“大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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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即指认朱端绶。朱端绶被缉拿,押送到法国巡捕房。由于熊瑾玎夫妇平时工作非常谨慎,即使徐锡根这样的人,也不知道朱端绶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她在机关烧水、做饭,大家都叫她“小妹妹”。

在审讯中,朱端绶一口咬定:“我是熊佑吾(熊瑾玎的化名)的表妹朱慧吾,因丈夫病故,来上海投靠表兄,找一份工作,听说他受冤入狱,便随同乡一道来探望他。”说着,她转脸指向徐锡根:“谁知道碰到这个坏人,你们听了他的鬼话把我抓起来,快点放我走!不然我的同乡走了,我连路都不认识。”

徐锡根甜言蜜语地劝说朱端绶,还要她吃点心。朱

端绶拿起一块蛋糕打到他的脸上。徐锡根嘻皮笑脸地拍拍她的肩。朱端绶顺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你这个坏蛋,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还诬告我!”朱端绶主动向徐锡根进攻,指骂他是贼坯子,是坏蛋,是流氓,是害人精……徐锡根用力1甩手,恶狠狠地说:“就算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总有人知道,你等着瞧!”

为了掌握朱端绶“通共”的证据,巡捕押着她去找自己的住处。朱端绶故意装糊涂,找了半天,仍然不知东南西北。巡捕气急败坏地提起皮鞭抽打她,可依然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无奈之下,巡捕又将她押回巡捕房。朱端绶的案子经过8个月的调查才判决。因缺乏证据,不能不将她无罪释放。

这时已是1934年初,上海党组织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朱端绶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手里没有钱,自己和两个女儿都饿得骨瘦如柴。而饱受牢狱之苦的熊瑾玎得了肺病需要营养,牢里的向志德一家和邓中夏的妻子李英(即夏明)等同志也需要时常送些日用品和饭菜。朱端绶在敌人屠刀前没有畏惧,更不会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她把父亲和mm朱慧从长沙老家接到上海,又向老乡借了些钱,在法租

界开了一个小酒店。姐妹俩起早贪黑,除千方百计卖酒外,还做一些猪头肉、卤猪肠、盐水花生米等酒菜。辛辛苦苦地劳碌一天,只能赚到一两块钱。家里有3个大人和2个孩子,监狱里还有6位同志,朱端绶每个星期送两次菜和书报给熊瑾玎;每月去看关在监狱的难友,送些食品和日用品,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朱端绶在自述中写道:“我虽然受了这些苦,我是心甘情愿,由于我革命。”

经过长达4年多的官司后,熊瑾玎仍被反动当局判处8年徒刑。1936年,朱慧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展转来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熊瑾玎夫妇在上海的工作和表现。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派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前往上海,设法营救熊瑾玎。饱尝4年零5个月铁窗之苦的熊瑾玎终究获释出狱。

熊瑾玎是《新华日报》的总经理,监视报馆的国民党军团长竟是他的3儿子。周恩来派朱端绶去做统战工作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因日军进攻武汉,被迫迁往重

庆。抗战时期,熊瑾玎一直担负《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朱端绶起初负责外地发行,后来又担任会计科长。

在国统区办报,要冒很大的风险。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同意《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却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阻止和刁难:限制发行量,砸抄营业部,拘留报童,封锁纸张来源……国民党第二○○师的一个团就驻扎在报社上面的虎头岩,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新华日报》。

说来也巧,这个团的上校团长正是熊瑾玎与前妻的3儿子熊笑三。熊瑾玎是公然的共产党员,无法进出熊笑三的团部。周恩来决定派朱端绶去做熊笑三的统战工作。

在认识熊瑾玎之前,朱端绶就认识熊笑三。大革命时期,他们同在长沙读书。“5卅”惨案发生时,湖南长沙掀起规模空前的反帝怒潮。朱端绶曾和第一师范的熊笑三等人组成宣传队,到农村演戏,唤起民众。后来,熊笑三报考黄埔军校,走上行伍之路。

当熊笑三得知山下《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正是自己的老父亲时,也很为难。他曾对上峰和同

僚说:“我没有父亲,只有一个远房叔父,20多年不见面了。”可作为儿子,又不能不尽孝道。1939年除夕前,熊笑三的团部杀了猪。他让勤务兵将十多斤猪肉送至鹰嘴岩,托人转给报馆。朱端绶利用这个机会,决定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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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熊笑三。为了甩开跟踪的间谍,她伪装外出串门,从鹰嘴岩绕道,走进熊笑三的团部。

这次会面,朱端绶与熊笑三谈得很投机,一晃两三个小时过去了。熊笑三吩咐炊事兵准备晚饭,边吃边谈。直到这时,熊笑三才婉转地请朱端绶给老父亲带话,他说:“过去,由于我们走的路不同,这些年音信全无。现在好了,国共合作抗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两党应团结起来,光复我们的锦绣河山……”朱端绶赞同地点了点头。离别时,熊笑三夫妇一直把她送到鹰嘴岩,还送了几条活鲫鱼和一块腊肉给老父亲吃。

从熊笑三的团部回来后,朱端绶立刻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满意地笑了:“不错嘛,有收获!”

在重庆的那些年,朱端绶每个月总是要抽时间去熊笑三处。从熊笑三处,朱端绶取得了不少有

用的情报。有时,朱端绶在熊笑三家也会碰到一些陌生的面孔,有军官,也有政客,或有阔太太们到家里搓麻将。人们看到朱端绶举止端庄、讲话伶俐,难免窃窃私语。熊太太则淡淡一笑,说:“她呀,可是我们笑3的中学同学。她的丈夫是个很有钱的资本家啊!”

在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周密监视的重庆,寻址建馆是个大问题,把房子租给共产党要冒很大的风险。熊瑾玎夫妇通过各种关系,获得许多党外朋友的支持。《新华日报》陆续在虎头岩、庞家岩、民生路、化龙桥、沙坪坝、高峰寺等地分别建立起总馆、总理部、营业部、采访部、发行科和多处发行站。要办报就要有资金,仅靠报刊发行的收入,根本没法维系报社的生存。敦厚、谦和的熊瑾玎很会交朋友。但摸情况、打头阵的事,还需要泼辣干练的朱端绶出马。

曾拍摄过《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3毛流浪记》等揭露国民党腐败、反应人民苦难生活影片的昆仑影业公司经理任宗德,抗战早期是重庆国防动力酒精厂的厂长。他和妻子周宗琼当时都是积极主张抗战的。《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就设在酒精厂营业楼的一层。在朝夕相处

中,两对夫妻很快成了知心朋友。周宗琼还向朱端绶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周宗琼母亲在鹰嘴岩的家,也成了报馆与外地来人接头的地点。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和熊瑾玎夫妇推荐,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周竹安成了任宗德的得力助手和高参。他协助任宗德扩建厂房,更新设备,创建分厂,使酒精产量猛增。抗战急需大量的动力燃料,以酒精代汽油,为任宗德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商机。短短几年,他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在重庆算得上是有实力有影响的大实业家。任宗德曾为《新华日报》提供了大量的周转资金,而且从来不让打借条,不但不计利息,乃至连法币贬值的损失也不要报社负担。国防动力酒精厂几乎成了《新华日报》的金库。皖南事变后,酒精厂又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隐蔽、转移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

国民政府四大银行联合总署(简称“四行”)专员、湖南省银行驻重庆经理楚湘汇,是熊瑾玎夫妇的同乡,又是最好的朋友。他还是中共领导的兴华炼油厂的厂长。他利用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为兴华炼油厂搞到桐油(炼制汽油、柴油的原料)的长时间供应许可证和“4行”的优惠

贷款。兴华厂将炼制的汽油、煤油和柴油,通过秘密渠道,终年不断地供应《新华日报》,保证照明和动力用电。兴华厂办得很出色,还被国民党当局评为甲等厂。

办报最紧要的是纸张。《新华日报》每天用纸至少要四五十令。而重庆市面的纸张十分短缺,国民党又百般刁难,企图切断纸源,迫使《新华日报》停刊。熊瑾玎夫妇想法取得了一些进步纸商和党外朋友的支持,采取代为购纸、合办纸厂、自己办纸厂等多种情势,顺利地解决了纸张供应的困难。最可笑的是,就连堂堂的《中央日报》,也曾来向熊瑾玎借纸救急。

朱端绶甚至把工作做到了化龙桥警察局。一位叫曾一波的警察同情共产党,赞同抗日主张,常常给报馆送信息,提示《新华日报》加强防范。他管辖内抓去的报童,前后都被放了回来。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领导下,在众多党外朋友的帮助下,《新华日报》从创刊到被国民党封闭,一共坚持了8年多的时间,却从未因原料和资金的不足而停刊。《新华日报》的发行量不断增加,直逼《大公报》,压倒了国民党的《扫荡报》和《中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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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作为母亲,她很遗憾,生了5个女儿,最后留给他们的只有一个。周恩来称赞他们夫妻“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在革命战争年代,熊瑾玎夫妇一共生了5个女儿。4女儿出身11天就夭折了。3女儿桑渝半岁时患了肺炎,而熊瑾玎当时是《新华日报》的总经理,从他手中进进出出的钱不计其数,拿10块大洋给女儿治病并非难事,但报社刚刚复刊,资金很紧张,公众的钱一分也不能动,可怜的小桑渝由于没钱买药,死在母亲的怀里。五女儿驷午从小跟姨妈朱慧在上海。1948年,到解放区与父母团聚时,却不幸患了白喉,也失去了生命。1961年12月,31岁的大女儿耕午因患心脏病,过早地离开人世。留给熊瑾玎夫妇的只有2女儿畅苏一个人。作为母亲,这是朱端绶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她原想,熊瑾玎大她22岁,好在有几个女儿围在膝下,继承她的事业,陪伴她的晚年,不想,一切都成了空……

让朱端绶最感激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央领导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他们一家人。

朱端绶在上海党中央秘密机关工作时,每当领导同志来开会,她就把全部精力用在放哨、打水和做饭上。为了不让孩子的哭闹影响会议,她把奶瓶嘴靠近大女儿耕午的小嘴巴,让她自己吸吮。有一次,朱端绶出去办事,小耕午不巧把奶瓶碰掉了,便大声哭泣起来。周恩来听到耕午的哭声,急忙把她抱进会议室,一边开会,一边给她喂奶,还不时地插话,发表意见。朱端绶从外面回来,见到此情此景,眼泪夺眶而出。

1941年1月,在新华日报社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晚会上,周恩来特地走到朱端绶眼前敬酒,还问起了小耕午的情况。当得知熊瑾玎的两个女儿都寄养在战时保育院时,周恩来关切地说:“把孩子们接回来吧!我派人把她们送到延安去学习。”

耕午从小随着父母颠沛流离,体质很差,到延安后经常生病。一次,她发高烧延续不退,这可急坏了朱慧姨妈。延安缺医少药,万般无奈的姨妈只好给毛泽东打电话求救。毛泽东听说熊瑾玎的女儿病了,毫不犹豫地拿出身旁仅有的5支盘尼西林给她用。

耕午、畅苏姐妹在延安生活了5年,亲身感受到根据地生活的幸福和温暖。抗战成功后,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小姐妹俩又乘飞机回到重庆父母身边。

朱端绶自14岁走出家门求学,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占据她心灵的惟有“革命”2字。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能继承自己的事业,是她最大的幸福。

1946年,13岁的畅苏进入贺龙中学。她穿上灰色的军装,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当她即将乘卡车开赴第一线时,母亲微笑着不停地向她挥手。母亲1脸幸福的表情,女儿至今难忘。

1957年夏天,畅苏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她响应党的号令,到基层工作,来到河北保定列车电业基地担任俄文翻译。一年后,她又报名来到成都第十四列车电站,投入到支援大西南的建设中,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当女儿被评为“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把自己的奖品——烫有“光辉”金字的硬皮笔记本寄回北京时,朱端绶借“光辉”两字,欣然挥毫,在扉页上写下:

你已下放了,你即有光辉,思想改造好,

身体锻炼肥;

你已下放了,家庭有光辉,有女爱劳动,大大扬门楣;

你已下放了,国家有光辉,干部干劲足,建国速度飞。

那时,畅苏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幼小的孩子需要妈妈的关心和爱抚,不过这一切都由朱端绶承当了。她鼓励女儿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畅苏出身在革命家庭,积极要求进步,在单位一向表现很好。从她1946年进入贺龙中学,参加革命已近20年了,入党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这可成了老母亲的一块“心病”。后来才知道,畅苏在大学入校时,父亲为她填写的那份履历表中,写上了熊笑三的政治历史问题。解放战争时,熊笑三已升任国民党军第五集团军的中将军长。淮海大战中,中共中央要熊瑾玎夫妇给他写信,劝他起义。但他深陷泥潭,不能自拔。陈官庄战败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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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装成军医叛逃,在香港谋生,后奉调去台湾。

熊瑾玎为女儿的事,提笔给畅苏所在单位领导写了一封信,坦诚地说明情况。

后来,这封信转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在信笺上写满了指示,除了证明熊瑾玎夫妇及熊畅苏和熊笑三的关系外,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负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是周恩来对熊瑾玎夫妇革命一生的最高嘉奖。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走完了人生的第87个年龄寒暑。1994年1月24日,朱端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对恩爱夫妻走在同一个日子,这种偶合也许并不多见。正如朱端绶为他们结婚45周年纪念照题的诗那样:“并坐读书犹恨远,相依散步并扶肩。……百岁终虚偕老愿,长留遗憾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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