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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是洋务运动中保守派的代言人吗

2019-05-17 18:41:38

在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之下,清政府真正感受到了工业的气力,感受到了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羞辱。就在这内忧外患,大清江山岌岌可危之时,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开始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运动,就是学习西洋之长项为我中华所用,即西学中用,从而达到强我中华,抵御外辱之目的。这场改革,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出自于晚清大思想家魏源所著之书《海国图志》,在此书中魏源就提出了学习西方为己所用的思想,而且明确提出了“夷技”所长之三点,即“一战舰,2火器,3养兵练兵之法”。此著作及思想一经提出,立刻遭到清代一些重臣所重视,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员都积极提倡之,掀起了一股向西洋学习之热潮。而清政府也极其重视这股学习西方之热潮,其中掌权者议政王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瓜尔佳-文祥,这都是洋务运动的力挺者。

我国历史上的无数次改革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所谓“保守派”的阻挠,晚清的这次洋务运动也同样面临着这个挠头问题。而且,这一次是要引进西洋技术和科学知识,尽管洋务派已强调仅学习西洋技术与知识,并不以西人思想和制度所用,但是还是遭到了朝廷上下,绝大多数人之反对。其实,这也不能怪这些“唱反调”的大臣们,他们自始至终都接受的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体系教育,他们一生所推重的就是文化修养,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平心而论从个人修为以及个人思想“武装”这个层面来讲,这些传统文化确切优秀,但是面对这“科技改变世界”的大潮流,依然秉持着传统思想而谢绝先进文化与科技的话,那就是绝对的因循守旧。

其实地方大员曾国藩以及中央奕訢等人,之所以能够推崇洋务,主要还是他们见识到了洋人的强兵利器之害。曾国藩等人与太平天国之缠斗,很大一部分是利用洋武器才角逐出胜负。而奕訢更是见识了洋人恃其利器直接逼宫紫禁城,这些亲身所经历之事实,让他们有了启蒙之思想,成为全部洋务运动之中流砥柱。相反,大部分在京官员并没有多少真刀实枪的经历,要让他们一下子接受这种与自己所学大相径庭的西洋文化,那简直就是不可能之事。所以,洋务运动伊始,朝野上下反对之声呈压倒之势,这让洋务派陷入为难之地步。

曾国藩(1811年-1872年)

了解中国历史的朋友们会知道,我国封建社会之改革能否进行乃至延续,最根本的关键因素是最高统治者之想法。历史上的大改革家,无论是商鞅、王安石还是张居正,他们的改革从如火如荼到一盆冷水,决定最终结局之关键,无一例外的就是这最高统治者。洋务运动自然也不会例外,全部洋务运动始终,大清王朝的实际最高执政者就是慈禧太后,所以慈禧太后的态度与行动将直接决定洋务运动之命运。

在我们传统的印象之中,慈禧太后是典型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所以会有如此印象,其重要原因就是慈禧太后弹压了光绪皇帝之改革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关于这场变法之始末缘由,我们择期再叙)。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尤其是其垂帘听政,把持朝政伊始,慈禧太后并不是因循守旧,甚至是相当激进。

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即和硕恭亲王

当恭亲王奕訢将主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奏折兴奋的呈交给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太后表现出和奕訢一样兴奋,由于慈禧太后一样经历过“西洋之痛”。

就在咸丰皇帝去世的前几年,外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咸丰皇帝携带者家眷老小仓皇逃跑到热河,这一路上慈安、慈禧太后等嫔妃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而且,当奕訢主持京城工作,与洋人签订《北京条约》,换来暂时和平之后,咸丰皇帝却当上了“缩头乌龟”怎么也不肯回京,最后在热河郁郁而终,这些都令思想激进的慈禧太后对洋人产生了深恶痛绝之感。可以说慈禧太后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洋人有什么好印象,只不过迫于国家实力有限,力不从心无法报仇罢了。所以,慈禧太后对于一些在不影响个人统治权利之前提下的富国之策,都是怅然接受并且是跃跃欲试的。

因此,当慈禧太后阅览了奕訢的奏折之后,立即传下懿旨,着朝野上下官员讨论其可行性。

签订“北京条约”时的情景:庆亲王、李鸿章与法国全权公使

这道懿旨一下,朝野上下就炸开锅了,反对的奏折如同雪片一般向清政府飞来,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当属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皇帝讲师的理学大儒倭仁。倭仁是当时一名极具影响力的理学大儒,就连曾国藩都拜其为师,讨教修身养性之道。当然,也正因如此,倭仁反对西学的态度自然最为强硬。

当然,以奕訢、文祥等人为首的洋务派,也并不是等闲之辈,对“顽固派”的种种指责,以事实为依据,给予强有力还击。两派代表是来回驳斥,双方都不甘示弱而争执不下。

瓜尔佳·文祥(1818年-1876年)

就此局势,慈禧太后特地与奕訢商讨对策,并询问奕訢是不是有信心驳倒倭仁等顽固派,奕訢立即表态信心满满。基于这种情况之下,慈禧太后特地主持了一场现场辩论大会,辩方就是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反方就是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两方代表就各自秉承之观点逐一陈述并对对方之观点加以驳斥。当谈及如何富国强兵之时,奕訢认为以西洋利器武装,进而以西洋训练之法训练大清军队,此乃强兵之首要。进而,另辟蹊径,办理洋务才是富国之道,才能与洋人抗衡。

倭仁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官兵各职操守,从思想上加以改造,就能够克服强敌,现在看来倭仁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奕訢进一步驳斥,之前我大清官兵奋不顾身拼死杀敌,最后不也落败。并指出你倭仁既然认为洋务这套不是可取之法,那说明大学士已有了更加具体的御敌强国之策,就请倭仁呈上具体方案我们详细议论议论,倘若你倭仁之法可行性比洋务更优,洋务运动就不搞了。这一下子点了倭仁的死穴,当即哑口无言。慈禧太后见状对洋务派有益,当即宣布限倭仁三日内呈交强国强兵具体之策,这可着实难为了大学士倭仁了。

慈禧(1835年—1908年)即孝钦显皇后

仅三日期限,别说倭仁心里根本没谱,就是有一些想法,想要构成具体可行方案,这个时间也很难完成,其实这明摆着是慈禧太后刁难倭仁,以此来打击顽固派之猖狂气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倭仁,根本拿不出有甚么具体可行之方案,心力蕉萃的他,竟然有一次在给同治皇帝讲学之时失声痛哭,弄得少年皇帝不知所措。

迫不得已,倭仁只好认怂,写了一份极为诚恳的自我谴责奏折呈交慈禧太后,并明确表态自己不再阻挠弄洋务,从此洋务派在表面上扫除了障碍,得以实行。

倭仁 的字画落款

这次洋务大讨论是发生在辛酉政变刚刚结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初期,不难看出慈禧太后的表现是十分激进的。其实慈禧太后在其执政时期,一直保持着这种激进的思想,她从来不反对更不阻止富国强兵之改革,所以慈禧太后并不是一名老顽固,更历来不是顽固派之代表。但她最为忌讳的就是别人染指她的权利,这是慈禧太后绝不允许他人触及之底线,为此她乃至不惜主动与全世界宣战,当然这都是后话。

除此之外,慈禧太后最应当被后人诟病的就是她那骄奢淫佚的生活作风,为了贪图一时安乐,为了一己私欲之虚荣,而动用了国本,致使清朝在甲午海战中溃败,成我中华民族最为切肤之痛,其对国家之伤害时至一百二十余年之今日,依然未被完全消弭,这些才是慈禧太后真正应该被千夫所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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