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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2019-04-17 17:38:59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中体西用”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进过程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认为,“中体西用”虽以“中学为体”,但其着重点在提倡“西用”,确认西学辅助作用之价值,强调引进西学的必要。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体西用”文化观论式的内容也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中学的内含越来越小,西学的范围则日趋扩大,层次日趋深入。到19世纪80—90年代,当洋务派中的激进份子提出仿照西法进行政教法度的全面改革的要求,西学的扩充到达这种理论形式难以容纳的地步,“中体西用”论便渐渐变成了妨碍着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学的羁绊。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风头甚健,成为部份官方或非官方、主流派或非主流派文化人士尊奉的文化观念准则、规范。辛亥以后,这类文化观逐渐式微,但是它于中国文化界仍有着强烈影响;与“中体西用”文化观实质相同的或相近的文化理论,此后仍滋生繁衍,不绝如缕,或此去而彼来,或此隐而彼起。可见,“中体西用”文化观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很值得认真研究。

海内外学人对“中体西用”的研究,成果已很多,深知灼见时见于报刊。不过必须说,有一种论证方法,是难以使人苟同的,这就是把“中体西用”当成一种具有单一的、固定不变内容的文化观念,来评论其是非得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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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中体西用”这样一种论式下,包括着大量因人因时而异的相当庞杂的思想和不同的见解。尤其重要的是,“中体西用”文化观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化的进程;在不同历史时期里出现于论坛上的“中体西用”论,其间固有传承关系,但各自又具有独立的甚至旨趣俱异的内容。而且,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内,“中体西用”文化观也时时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变化。所以,如果想把“中体西用”文化观研究清楚,就必须对它进行一番具体的历史考察。

约略划分,“中体西用”文化观在晚清大体经历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两个历史阶段。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各具特色,构成了颇有差异的观念形态。应当说,“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这种历史演变,从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反应着晚清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

这里,先来分析在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中体西用”文化观构成的时代背景

“中体西用”文化观,是在洋务运动中构成和定型的,所以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时期的思潮、时期的产物。

在中国而讲求洋务,本身就包含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即所讲求之洋务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只有证实在洋务名义下所介绍的在西方行之有效的一套,如技艺、学理、经验、制度等等,施之于中国能够一样有效,能够解决国家民族面临的重大困难,西方的这些文明成果方能为国人所接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引进任何外来文明成果,不管这种文明成果具有如何先进的性质,也只有在解决好它与本土情况的结合问题的前提下,方能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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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效能。这里自然包含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的种种矛盾和冲突,需要加以妥善解决。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发展的大国,尤其是有着卓越而悠久传统文化的大国来讲,这桩从西方引进文明成果的大举动,无疑更是要引发文化观念上的巨大震撼和猛烈冲突。在这里,人们面对着一个由几千年文明史结成的文化纽结,不解开它,就休想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潮中前进一步。在这样一种文化大背景下,鸦片战争后举凡提倡学习西方文化的创议,都无例外地必须回答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于是,如何对待“中学”,成为如何对待“西学”的不可分割的另一面,俨然构成1帽阴阳交错的太极图。这就是说,如何实现把西学引入中国这一时期文化使命,直接出现为怎样解决好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使之融会为一个新的文化统一体的问题。假设中学与西学是绝对排挤的、不能并容的,那末西学就进入不了中华文化圈,不可能与中学构成合二而一的文化统一体。

促使“中体西用”文化观问世的一个直接导因,是守旧派对西学的顽拒固绝。守旧派在对待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上比开明派更加敏感,开明派常常只看到西学之有用,而未曾深思其与中学会造成甚么冲突;守旧派则截然不同,他们是从一开始就断然认定西学是与中学的传统不能相容的异端。对“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对域外世界的无端轻蔑,对本国典章文物古老传统的崇敬,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巨大发展的无知,使得他们偏执僵化,拒绝新知,从感情上就抱定与西学不共戴天的态度。在他们当中,怀着十分恐惧的心理,敏感到西学的传入行将引发社会剧变的,也不乏其人。一些守旧派人士固然没有办法从具体利弊上解释明白洋务何以不能行,西学何以不能用,但是他们直觉到“舍己从人”“侈谈洋务”,必将动摇传统的纲纪法度、道义准则,势必破坏“中国数千年相承之治法”,从而使整个上层社会安身立命之所遭到致命威逼,于是他们才抱着卫道的心理和认识,站出来做死守中学阵地的决斗。守旧派借势于博大而悠久的传统文化对国人的深厚影响,又借势于把伦理纲常视为华夏文化精髓的观念在当时思想界还是一统天下,所以他们反对采用西学的气势是很盛的。

正因为这样,有关洋务兴废、西学利弊的所有争论中,在具体理由上,守旧派完全处于只能用空话应付的被动状态,而在道义信念上,洋务派却遇到了守旧派的有力挑战。守旧派既然用西学对中学构成破坏为理由,捍卫中学排斥西学,洋务派在提倡西学之际,便不能回避开引进西学会对中学带来何种影响这道难题。他们的主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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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他们解答这道困难时,瞻前顾后,十分拘束。洋务派中的代表人物,无例外地都还是心存庙堂的忠实于朝廷的臣仆,在思想上和道义上他们也都是以孔孟之道的信徒自命。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对于“成法”,还敢于以“有常有权”为由,主张因时更新的话,那末对“正学”,他们就完全和守旧派一样,奉之为万世不变的圭臬,不敢也不肯震动其丝毫了。正由于这样,洋务派自然就没法放开手脚去客观地阐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也就不敢正面承认西学之引进对中学会造成冲击,带来变动。所以,洋务派在解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道困难上,剩下来的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千方百计去设法证明中学与西学不但不会发生冲突,而且能够相通相容、相辅相成,故尔西学之引进对中学乃是无害而有益的大好事。

证明西学与中学可以相容、可以互补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利用“西学中源”说。守旧派屡屡用西方学理技艺均乃剽中国古学之绪余为由贬斥西学,洋务派则反其道而用之,用“西学中源”说证明西学之可用。这里使用的逻辑至为明快:西学既然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来传到西方去的,可见,学西学无非是“礼失求诸野”,找回自己祖宗所创而后来丢失了的文化遗产,这样一来,甚么“严夷夏之防”的忌讳,甚么“用夷变夏”的罪名,统统不攻自破;提倡西学也由之显得理直而气壮了。“西学中源”说,因其逻辑简捷有力,加以适应文明古国的国人的心理,因此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与守旧派的论战中,常常据以为论据以振声壮气。后来,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也屡屡借“中学西源”说作变法的依据(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的“西学中源”论,是一个内容颇多,也很有趣的题目,需专文讨论,这里不能展开来细说端详。)。可是,“西学中源”说显然存在侧重大缺点,由于过分强调文化的传承关系,过于忽视或根本不晓得经济社会状态于文化发展程度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即便能够确切无误地证明西学确切源出中国,也依然解释不出何以形成现今西学如此先进而中学如此落后的缘由。在实践上,“西学中源”说把近代西学混同于古代中学的倾向,把近代西学的一切成绩说成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说西学未超越中国典籍所载的范围和水平,这些绝对化的论断恰恰更使得守旧派得以用子之矛攻子之盾,他们可以据此理直气壮地申斥提倡西学是故意生事的多此一举。不过,总体说来,洋务派所阐发的“西学中源”说,不但在反击守旧派的辩难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研讨中西文化交流史也具有学理上的价值。它不但提供了若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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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明成果西传的极有价值的线索,更重要的是它从宏观上论证了中西文化间事实上长期存在着交流,从而证明了两者之间无疑是可以互补,可以相融。

“西学中源”说明显的短处在于,它虽然证明了中西文化可以交换,可以互补,可以相融,但是并没有能够阐释清楚中西文化的全部关系。西学进入了中国,西学和中学究竟会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里存在着中西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各处于什么样地位的问题,两种文化相互起什么样作用的问题。这无疑是直接决定着中西文化交流性质的重要问题。而两种文化在交流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归根结底又取决于两种文化各自的性质,取决于它们本身的优劣长短。于此可见,要全面阐释清楚西学和中学的关系,只靠“西学中源”说是不够用的。仅仅从文化源头上做解释,而不从文化现有性质上做分析,是难以充分说明中西文化交流的必要性的。这就是说,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在比较中做出性质分析和价值判断,是回答中西文化应当不应该进行交换这个时代大课题时,无从躲避的、必须做出明确判断的前提。因而,产生了用“主辅”、“体用”、“本末”这些概念来界定中学西学关系的议论。“中体西用”式的文化观,作为一种时期思潮,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主辅”、“本末”、“体用”这些概念,这些范畴,无疑是取之于中国传统典籍,其含义及其引申义,哲学家们多有探究。但是,究其实,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争论中,不管哪一方人士使用这些范畴时,并没有精心斟酌它的内涵,而只不过是在通俗意义上使用它们罢了。他们无非是借用这些人们用惯的字眼、术语,表示中学和西学哪个重要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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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次要,哪一个是主干哪一个是枝节,哪个起主导作用哪个起从属作用,哪一个是最高准则哪个是运用方法,诸如此类的一些界限其实不十分明晰的意思而已。至于从这类意义上说明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并不是洋务运动所首创,也不是晚清才构成的。作为一种时代思潮来看,“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时期形成的,可是作为按照主次轻重的模式评估中学与西学,确定对待二者的不同态度,却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早已有之,不能把它看成是在洋务运动中突然编造出来的应急丹方。

早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到中国以学术传播为手段进行传教,中国人便开始把西方学术(主要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概称之为“西学”。例如,直接以“西学”为书名的就有耶稣会士艾儒略所著分科介绍西学的《西学凡》(天启三年(1623)刊。参见徐宗泽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版第289一294页。),此外还有《西学治平》、《民治西学》、《修身西学》之类(天启三年(1623)刊。参见徐宗泽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版第214一218页。)。那时西学传入的范围虽然还不大,但是已陆续引起如何对待西学的一些争论。至乾隆年间,纪晓岚受命编辑《4库全书》,他在所主持编著的《4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直接对西学的性质下了褒贬兼有的断语。《杂家类·存目》中评价《西学凡》一书时,写道:

是书成于天启癸亥,《天学初函》之第一种也。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所谓勒铎理加者文科也,斐绿所费亚者理科也,默第洛纳者医科也,勒义斯者法科也、加诺搦斯者教科也,陆禄日亚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从文入理,而理为之纲。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业;道科则在彼法中所谓尽性命之极也。其致力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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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中华书局1964年影印本,第1080—1081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介绍明末耶稣会士傅汎际译《寰有铨(诠)》条目中,又评论西学道:

案:欧逻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千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其书本不足登册府之编,然如《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论,转虑惑诬。故著于录而辟斥之。又《明史》载其书于道家,今考所言兼剽三教之理,而又举三教全非之,变幻支离,莫可究诘,真杂学也。故存其目于杂家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二》,中华书局1964年影印本,第1081页。《寰有诠》,其意为“宇宙论”原为葡萄牙耶稣会课本,傅汎际节译大意成汉译本,《4库全书总目提要》误为傅汎际撰。)

《4库全书总目提要》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初稿,五十四年(1789)刻版付印。可见,最少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半个世纪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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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方已经对西学做出了一种评估,并且据此实施着一种文化政策。从上边两段很有代表性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官方对西学的基本评价是:判定西学“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不过还是肯定了它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绩,甚至推崇为达到“实逾千古”的程度。与此同时,又否定其学理,斥之为“夸诈迂怪”、“变幻支离”之“异学”、“杂学”。他们对待西学的文化对策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类对西学的评估和对策背后的潜台词,自然就是认定学理之正宗唯在中国的圣贤名教,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引人注目的是,《4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西学的评估原则及其所遵守的文化政策,居然颇有后来洋务运动中构成的“中体西用”论式之大样。纪昀一班人,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对西方的“学理”、“教义”是严加防范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迂腐到死守文化排外主义,没有把西方文化简单斥之为只会招致丧国亡邦后果的奇技*巧,而予以一概拒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一字不差地钞录了《4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这两段话,同时还收录了康熙时杨光先维护孔孟之道、申斥天主教的《辟邪论》(《海国图志》卷27。)。正在着力提倡“师夷长技”的魏源,引证这些文献,意图何在呢?明显可以判定,他在提倡“师夷长技”时,是想到了对西学如何进行评估的这个大问题,亦即学它甚么不学它什么,这样一个大问题。可以推想,在当时风气未开的环境中,魏源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师夷长技”的主张,是不能不考虑当时舆论的压力的。收录并肯定《辟邪论》,是表明自己虽主张“师夷长技”,但还是坚决反对“夷教”的。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两段话,意味更为深长,他从这里面似乎找到了不学西学之义理,但可学西学之技艺的经典根据。有了“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这条原则在案,“师夷长技”的主张自然是合理合法的了。因此可以推断,魏源著《海国图志》时,虽然没有构成明确的“中体西用”一类的论式,但是已有了一种近似的意念,从而才采取了引录历史文献的这种迂回的表达方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论述的和《海国图志》所转述的有关西学的评估,对于晚清西学提倡者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应当把清代早已构成的这类对西学的评估,看作是“中体西用”文化观诞生的思想渊源。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式的形成起了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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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后的作用。他为着论证“采西学”的必要性,以“法后王”为根据,主张鉴戒和中国“同时并域”的西方诸国“自治富强”的成功经验,认为如果能够“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来,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必将收到“更善之善”的效果。这一论述,无疑应当看做“中体西用”文化观的雏形(参见拙作《<校邠庐抗议>与中国文化近代化》,《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因此可以推定,冯桂芬的“本辅”说并不是独出心裁,而是袭用并变通前人成说,用以证明自己主张的妥当。不过,必须注意到,冯桂芬“本辅”说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西学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总目提要》虽对西方科技之长有所肯定,但总体上对西学是贬大于褒,目为异端。上引之《西学凡》《寰有诠》2书,并没有收入《四库全书》,只不过在《总目提要》中列入《杂学类·存目》栏中略加评介。这种打入另册的办法,就是官方对西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明证。至于所说乾嘉以来的清朝文化政策,真正做到的更只是“禁传其学术”,而根本没有认真去“节取其技能”;假如从乾隆时起清代当局对西方科技果真注意“节取其技能”,那么鸦片战争时“师长”之说的出现,也不会成为震动论坛的惊蛰冻雷了。与《4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待西学的态度不同,冯桂芬的“本辅”说,是在真心实意地提倡“采西学”。他在论述中,不仅根本没有“禁传其学术”之类的说法,而且所提倡的内容已突破“节取其技能”的范围,甚而还突破了自然科学的范围。冯桂芬提出的4“不如夷”的论断,虽然没有直接引伸出在这些方面均要逐一学习西方的具体主张,但是其中也何尝不寓有启人去留心考察西方诸国这些优长情况及其成因,以便于中国效仿推行之意。况且他在所著《收贫民议》中,明确主张效法荷兰设立收养和教育贫民的机构(“养贫教贫局”),效法瑞典设立强制性义务教育学校(“小书院”),这就表明他已留意考察西方各国*和社会方面的政策与措施,并希望中国能够择善而从之(参见拙作《<校邠庐抗议>与中国文化近代化》。)。

总之,冯桂芬之论中学与西学,对传统说法固然有所承袭,但更重要的是有所变异,或者说形似而实异。不管他的“本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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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还怎样奉“伦常名教”为“本来”,它的时期作用却唯在于首创出以“中体西用”类型的论式来提倡西学,开一代新风。

洋务前期“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成型

从冯桂芬“本辅”说起,“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基本构架已成型。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在中学和西学兼蓄并容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作用之价值。换句话说。这个“中体西用”论式的问世,是在信誓旦旦地确保“伦常名教”所代表的既有*秩序和道义信心不变的前提下,主张破除成规习见,采取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为富强之术。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中学之为“体”,事实上的重点却在强调西学之需“用”,——从洋务派创导这种文化新观念的主旨而言,应当说:“中体西用”,意在“西用”。

不过,这又产生出一个新问题:强调“中学为体”既然是为着强调“西学为用”,岂不是可以直截了当地揭明西学的重要价值,何必绕个圈子抬高中学的价值来做铺垫呢?

一方面,这是受洋务派(尤其是前期洋务派)的价值观念及其对西方认识水准所制约。洋务运动的倡导人曾国藩、李鸿章辈,是为着保皇室、卫名教,对起义农民军进行过殊死苦战,并以此而功成名就的人,而且他们主要是在这类对农民军的镇压中认识到西方军工火器之长,随后才懂得了西方数算天文之类学理的有用。他们固然看不到中国的纲纪法度、道义准则,存在着甚么需要取法西方而大事更张之处(如梁廷柟、徐继畬、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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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芬等,对欧美的政教制度固然多有赞美之词,但是并没有认为中国也急需日式仿行。)。他们对中国传统的声名文物、伦理纲常的信仰,并没有改变,对中国固有文化没有形成反省考察的自觉。

另一方面,洋务派也未尝没有策略上的斟酌。“中体西用”之说,是在提倡西学和反对西学的论战中构成的,是争辩的产物。提倡西学者,之所以要借助“中体西用”的文化观来抬高中学的地位,并在形式上适当压低西学之作用,恰恰是为着防卫对手的攻击,减少由于重视西学所招致的重大阻力。例如,在创办洋务之初,李鸿章在奏折中,正是用“中体西用”一类的方式,把学习西方技艺的理由说得非常委婉,他写道:“中国文物制度悬殊于外洋榛狂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有自在;必谓化险为夷,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那末,为什么又要提倡向西方“仿习机器”呢?他的理由是:“顾经国之路,有全部,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疾,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如水大至,不得不缮防,非谓浚川浍、经田畴之策可不讲也。”(《置办外国铁矿机器折》(同治4年十月),《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1—35页。)李鸿章不是在着意论述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而是为着给置办铁矿机器提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用来说服朝廷,也借以堵住守旧派的嘴巴。可是,恰恰从这类办洋务的议论中、可以清楚地看明白,“中体西用”论的形成,绝非书斋中想出的学术新见,它是现实的时代潮流趋向所至而催生的应时的文化观念。

从冯桂芬、李鸿章在洋务早期所发表的议论中,已勾划出“中体西用”论的基本格局。此后讲“体用”、讲“本末”、讲“道器”、讲“形上形下”,衍化虽多,但是就形式而言,大路数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类格局。不过,也应当说,就“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内容而言,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中还是大有发展的,分析论证也愈来愈细密周详。“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发展,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是守旧派反对西学言论的刺激,1是洋务派对西学认识的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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