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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资政院议政活动一瞥

2019-05-17 18:42:44

资政院的设立,是清末准备立宪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将“庶政公诸舆论”,以“为他日设议院之权舆”(注:《考察*馆拟具资政院官制清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也就是说,它与真正的资产阶级国家议会尚有一定距离。然而,资政院于宣统2年十月开幕后,却出现另外一番景象,议场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各种议案、质问、说帖,不断提出,与清廷相对立的事件,时有发生。资政院实际上已带有一些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色采。

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从资政院内部去探究其缘由,就会发现,院中那些曾经留学日本的议员的存在,是个极关键的因素。这些留日出身议员深受资产阶级宪政思想的熏陶,醉心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对清廷设立的“非驴非马”的议会非常不满,也绝不甘心雌伏于其下。可以说,正是他们利用资政院的合法舞台,掀起了争取宪政法权的层层波涛。

资政院议员分钦、民选两种,共200人。钦选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宗室觉罗、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和纳税多额者。民选议员是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后,再由督抚复选确定的。关于资政院留日出身议员的数目,有研究者统计为29人。(注:张学继:《论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其实不止此数,作者的统计表明,有41人曾留学日本。其中,钦选议员中有12人,他们是:汪荣宝、王璟芳、陆宗舆(以上均早稻田大学)、郭家骥、胡礽泰、贡桑诺尔布、长福(均日本警察学校)、刘道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李湛阳(宏文学院)、刘泽熙、周廷弼、胡骏(以上均法政大学)。民选议员中有29人,他们是:陈树楷、吴德镇、刘春霖、李榘、齐树楷、孟昭常、恩华、陈敬第、郑际平、王廷杨、邵义、陶葆霖、黎尚雯、易宗夔、江谦、陶峻、彭占元、彭运斌、刘志詹、顾视高、书铭(以上均法大)、籍忠寅、罗杰、雷奋(以上均早大)、胡家祺、牟琳(上均宏文)、刘景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郑潢、刘懋赏、郭策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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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出身议员虽然只占议员总数的1/5,却是院中影响最大的一群。对资政院的议政活动,一位旁听过会议的美国人评论说:“资政院议员们表现了他们无上独立的精神及其尊严与权力感,此实使清廷及观察家大感惊奇。民选议员紧握控制议会之权利已大获成功,钦选议员已在彼等之牵制及左右下。议事及票决均以民选议员为转意。几位显得有卓着能力及善辩之民选议员,已成为该院之领导者。”(注: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02页注文。)那么,这里所说的几位“该院之领导者”,究竟是指谁呢?通过对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议事录、速记录等原始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主要是指民选留日出身议员易宗夔、籍忠寅、罗杰、雷奋、邵义、牟琳等。

首先,从发言情况看,第一届常年会共开例会39次,发言在40次以上的议员有28人,多数为民选留日出身议员。易宗夔一人发言416次,高居全院议员之首。雷奋、邵义、籍忠寅、罗杰分别发言176次、159次、141次、140次,均在前10名之列。其他民选留日出身议员,发言也很积极,如刘春霖29次、牟琳42次、陶峻53次、黎尚雯56次、孟昭常61次、刘景烈91次、陈树楷126次,等等。(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常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

其次,从分股议事情况看,资政院先后设立了24个特任股,共涉及股员123人,留日出身议员出任特任股员次数最为频繁。民选议员中,陶葆霖、胡家祺各出任7次,李榘、籍忠寅、易宗夔、罗杰各出任5次,齐树楷、吴德镇、彭占元、陈树楷各出任3次,刘春霖、郑际平各出任2次,书铭、雷奋、邵义、牟琳、孟昭常、江谦分别出任4次、6次、8次、9次、10次、11次。(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常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

再次,从所提议案和质问案来看,在资政院提出的21宗案件中,留日出身议员所提有10宗,且全为民选议员,其中牟琳1人独提4宗。在81件质问案件中,留日出身议员所提有37件,也全为民选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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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罗杰7件,易宗夔6件,陈树楷5件,黎尚雯4件,是所有议员中最多的。另外,在有姓名可查的资政院建议、倡议各案件中,民选留日出身议员所提,也占了一半。(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终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

第四,从议题的表决看,民选留日出身议员的意见常常能起决定性作用。罗杰、易宗夔、雷奋号称资政院“三杰”,均以善辩而著称,对议员们的意见偏向影响很大。尤其是雷奋,“工于演说,对院章及议事细则剖析毫芒,闻者称善”(注:易宗夔:《新世说》,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24页。)。每当资政院讨论重要问题,议员意见不同,激烈辩论时,他总是侧耳静听,不大开口。等到辩论至难解难分之际,他才开始发言,发言时,“态度极其从容,言论极为透彻,措词极为清晰而宛转,等他发言之后,所有极难解决之问题,就得到一个结论,而付之表决了”(注: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79-180页。)。

第五,从议事的具体情况看,资政院会议中,影响最大的议案有四宗,即弹劾军机案、预算案、陈请速开国会案和新刑律案。其中,弹劾军机案由易宗夔首先提出,得到众多议员的支持。该案先后6次指定弹劾奏章起草员,罗杰,易宗夔各受任2次,籍忠寅、孟昭常各受任3次,邵义则受任5次。(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终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各省谘议局陈请速开国会案也是易宗夔首先提议讨论,罗杰紧接着要求“议员全部赞同通过”(注:《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9号。)。表决时,“满场一致,无不起立,拍手喝彩,声震屋瓦”(注:汪荣宝:《汪荣宝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1910年10月22日。)。在为审查预算案所设的4科审查长中,民选留日出身议员,也居其3,他们是籍忠寅、孟昭常和易宗夔。(注:《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31、34、35号。)罗杰、易宗夔、邵义等,还是新刑律案的有力支持者。(注:《资政院会议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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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第23号。)

上述事实表明,民选留日出身议员,充当了资政院议政的主角,是无可怀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钦选留日出身议员虽然只有12人,却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气力。民选留日出身议员之所以能控制资政院,除他们自己具有较高素质,熟悉宪政知识,工于演说,善于辩论外,与钦选留日出身议员不完全为御用有很大关系。他们在资政院的地位和活跃程度,与民选留日出身议员相比,相差无几。

钦选议员中以汪荣宝最突出,他在院“以能言得时誉”(注:李振华编:《国闻周报》,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第17页。),发言次数多达274次,仅次于易宗夔,而远远高于其他钦、民选议员。钦选留日出身议员如陆宗舆、王璟芳、刘泽熙、长福、胡礽泰,发言次数也分别达63次、52次、45次、18次、17次。(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终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

在资政院开院之初设立的6个专任股中,最重要的两股——预算股和法制股,分别掌握在刘泽熙和汪荣宝之手。刘泽熙负责审查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预算案,他的审查报告洋洋数万言,揭穿了清政府的“*腐败情形及财政危险情形”,且富有宪政深意,屡次为议场中的掌声打断。(注:《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30号。)汪荣宝负责审查新刑律案,全力支持政府特派员杨度就新刑律主旨所做的报告,力主用资产阶级立法的原理、原则编辑新律。(注:《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37号。)在陈请速开国会案表决通过后,汪荣宝带头高呼“大清国立宪政体万岁!”并与雷奋、孟昭常等共同起草奏稿。(注:汪荣宝:《汪荣宝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1910年10月22日。)他还是弹劾军机奏章的重要起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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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选留日出身议员出任特任股员的次数也很可观。周廷弼、陆宗舆各出任3次,王璟芳、刘道仁各出任6次,刘泽熙、汪荣宝、胡礽泰、长福分别出任4次、7次、8次、11次。(注:各项数字均据《资政院会议速记录》(第一次常年会)和《资政院常年会议录》(第一次)统计而得。)

资政院会议的情况表明,钦、民选留日出身议员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虽然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略有温和与激进之别,但在争取宪政的目标上,他们是一致的。在众多的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是相同或相似的。甚至在资政院开院之初,他们就已在共同酝酿组织政党。(注:资政院开院在1910年10月3日,据汪荣宝10月6日日记,民政部尚书善耆曾嘱其“邀同志数人”,商讨组织政党之事。10月7日,汪荣宝与雷奋、孟昭常、章宗元、邵义、金邦平、章宗祥等齐集善耆府第,研究如何“下手之法”,“议定先草政纲”。)正是由于他们在院中互相支持,才使留日出身议员成为议场的主角。因此,与其说资政院的议政活动控制在民选议员手中,不如说主要控制在钦、民选留日出身议员手中更符合实际。

留日出身议员在清末资政院的议政活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的一种表现。他们以国民代表自居,从振兴国家的愿望动身,积极参政,踊跃议政,表现了良好的素质和精神风采。他们力求按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行事,从而给清末的*生活带来一些新鲜的内容,给清政府的准备立宪涂上一层资产阶级*改革的色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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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议政效果而言,其实不显著。资政院的议决案,政府“几无不弁髦视之”(注:王世杰:《比较宪法》,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671页。)。但是,留日出身议员参与议政的主要意义,其实不在于议政活动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而在于他们的民主实践本身。在一个长时间处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这种实践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对国人的觉醒,对*近代化和独裁王朝的瓦解,都有重要意义。留日出身议员通过议政实践,也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名誉,不少人成为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

(资料来源:《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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